丁子霖:柴玲背叛了六四
致柴玲 ——一封迟复的公开信 丁子霖 柴玲女士: 对于你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我早就应该答复了,只是因为“六四”周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突发事件,如:“六四”难属轧伟林先生于绝望中自缢身亡,“六四”工运领袖李旺阳先生“被自杀”,再有“六四”屠杀帮凶之一陈希同《自述》一书出版引起争议等等,以致对你的答复一直拖延至今。 尽管我忙于它事,但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你在公开信里说的一些话。一日不作答,一日不得安宁。有话要说而不说出来,就有一种对不起“六四”亡灵,对不起已故难友之感。 柴玲女士,这二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一直转换着各种面孔,而且令世人瞠目咋舌。最近一次的转变你让我彻底失望了。 在“六四”屠杀前,我因“文革”而厌恶政治,对“八九”学运也就很少关注。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在意你在广场上的一言一行,尽管那时你已担任了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一职——我还不知道有那么一个职位呢。 首次令我注意到你的是:我“文革”前的人大语文系学生高瑜女士于1990年秋从秦城监狱获释后,得知我的儿子在“六四”中遇难,前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她被捕和坐牢的情况。她在那次谈话里提到了你。 她说,在1989年5月底,她刚从深圳出差返京,便受到人大常委胡绩伟先生委托,抱病前往广场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返校,以避免即将来临的危难。据她讲,在天安门广场穿过层层纠察队组成的封锁线,她找到了你、王丹、吾尔开希(?)等学运领袖。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七八个小时才说服你们几位同意撤离,并为你们代拟了撤离广场的声明才回家。可是后来由于你的翻悔,李禄的反对,撤离最终未成。而她也因此番“介入”于6月3日政府大开杀戒之前被捕。 紧接着就是6月3日夜晚戒严部队突进北京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知道吗?也正是6月3日那个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儿子蒋捷连因惦着留守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是他的原话)的安危,才挣脱我的拉劝,走出家门奔赴危险与死亡的。其实,在那一夜,又何止蒋捷连呢!研究生袁力、周德平,大学生段昌隆、吴国锋、孙辉,中学生王楠、叶伟航,北京市民杨明湖、杨燕声……一个个都是在开枪后自愿离开家人或学校去与你们共安危的。 高瑜告诉了我她那次“劝说”失败的缘由,但那时我在内心对你们这些广场的“坚守派”并无怨恨之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