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良心犯李海


2012年6月11日星期一

六四良心犯李海

廖亦武
采访缘起
北京大山子798艺术工厂,原为1950年代前苏联援建的厂区,后因时代变迁,破败得荒草疯长、野狗成群。而现在,由于大量前卫艺术家的入住,摇身一变,成为引领国际潮流的所在,房价也在十来年翻了十几番。
我的老哥们儿高氏兄弟在798有工作室,所以借参观之名,我约见李海。
这是2005年12月17号下午3点。我先赶到,随后,高氏兄弟工作室涌进来一大群人。我的熟人余世存和武文建,像两个蹩脚导游,为大伙儿相互介绍。不锈钢老鼠刘荻,最为年少,却在网络江湖上最为响当当。在老鼠背后,跟着一躲躲闪闪的眼镜男子,形同警惕的乌龟,见势不妙就紧缩脑袋。
老鼠吱吱窃笑,转身把乌龟拽到我跟前。“这就是你的访谈对象”,她说。
我和李海分开众人,进入另一空间。我关了门。李海说“你最好加把锁”,于是我加了锁。我们隔桌相望。李海双鬓斑白,他已经五十二岁了,还孑然一身。
我说:“我也离婚不久,这儿有两根光棍。”“两根光棍?什么意思?”李海居然没听懂。他沉浸在自己那个世界,当外部有不明飞行物侵入,就惊慌失措起来。他再次重复:“两根光棍是什么意思?”语速越来越慢,终于抵达梦呓。
四面墙很厚。喧嚣彷佛很远。我悄悄将录音机放在桌下。李海低语道:“我的记忆力原来很好的,可最近不行了,许多人许多事,记不住了。见着谁谁,明明是熟脸,却叫不出名字。在自家门口,还经常迷路。和某某人正交谈呢,突然感觉对方很远,好像从太空过来的。”
“什么离你最近呢?”“六四。它是昨天。永远是昨天。”
   文
老威:看你若有所思的样子,像个哲学家。
李海:不是若有所思,而是什么都没想。出狱已经好久了,可我还是害怕,比如过马路,比如在小卖部买东西,比如和邻居说话,都东张西望,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某一天,有朋友从背后叫“李海”,嗓门大了些,我竟吓得拔腿就跑。
老威:你不是胆小鬼。我知道。
李海:我不是胆小鬼,但我需要适应环境。
老威:慢慢来。慢慢来。
李海:好的。好的。
老威:你是北京人吧?
李海:我的生和长都在北京,从小家境不错,也喜欢读书。文革结束,我考上了南京大学。毕业后教书六年,1988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就撞着学潮,被卷了进去。
老威:全国人民都卷了进去啊。
李海:北大是全国的中心,而北大三角地又是中心里的风暴眼。那种言论自由的气场,让经过那儿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激动。胡耀邦逝世,三角地的墙上,挽联、悼文、哀诗、遗像张贴得满满,许多人在这儿集合,排队前往耀邦家,就为了靠近灵堂,送花圈,冲遗像三鞠躬。我也去了,泪珠子止不住掉。
老威:你和王丹有接触吗?
李海:王丹二十出头,在主持民主沙龙,参加的人很多,影响非常大。可我在哲学中沉迷,不太感兴趣。总之,胡耀邦的死,把我给惊醒了,他是改革的象征,在中国人这儿,就相当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可邓小平玩弄权术,一会儿抬举他,一会儿打压他,人被气死了,邓又出席追悼会,给予极高评价。这个虚伪的矮子!
老威:也是个残暴的矮子。被毛泽东玩弄,又以毛泽东那套去玩弄别人。
李海:所以民间就自发起来,悼念胡耀邦。4月17号,北京各高校的游行队伍就上街了。北大算晚的,直到午夜12点,我们在宿舍,都脱衣睡觉了,却猛然从校园深处,传来一阵阵嚎叫。我一点都不夸张,是那种尖利的狼嚎,发自每栋楼,每个角落。
老威:真有狼吗?
李海:人狼。不少还戴着眼镜,脑门扎着白布条。推开窗门,把双手捲成筒,拖长嗓音,嗷嗷嗷。于是对面楼也嗷嗷嗷回应。接着从四面八方的楼道,稀里哗啦,涌出一股股人流,聚集三角地。没一会儿,三角地就人满为患了。有人出来指挥,有人从二十八楼,抛下一横幅,上书“中国魂”。我们就以“中国魂”开路,走出校园,浩浩荡荡上街,沿途轮番高呼口号。随机加入游行队伍的,越来越多,凌晨四点多钟,抵达天安门广场。
老威:好像文革爆发时,各地红卫兵,有几百万,为了接受毛泽东接见,也是凌晨四点多钟赶到天安门广场。
李海:今非昔比。上次是为了个人崇拜,这次是为了推进民主。鬼气森森的皇城顿时沦为群情激奋的不夜城。有个来历不明的武功高手,接过横幅,嗖嗖嗖,平地跃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中国魂”三个大字,转眼就悬挂在万人瞻仰的高处。接着,王丹召集露天会议,大约有1000多人参与,讨论向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内容。总共11条,后来又精简到7条。如今我记得,有“开放报禁”“清除腐败”等等。接着我们列队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席地而坐,一天一夜,也没人出来接见。
老威:失望吗?
李海:独裁国家嘛,除了镇压,就没有和民众对话的机制。台阶下,大伙儿就那么百无聊赖地望着,没饭吃没觉睡。夜里冷白天热,我们就全凭一腔爱国热情,硬撑着。渐渐,有市民围观了,越来越多,我们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政治觉悟最高的,所以给我们送面包、水果、冰棒的志愿者不少。还有当场组织的纠察队,拉成圈儿,维持秩序。
声势搞大了。官方撑不住,终于在黄昏时分,让衙门开一小缝,接收了《请愿书》。我们如释重负,天蒙蒙亮,班师回校。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南海的新华门,又有学生静坐。我们赶去声援,却遭遇武警的驱赶。学生当然不服,双方随即抓扯和推搡,武警冒火了,就动拳脚。我高喊“不准打人”,结果一拳飞来,我的脸顿时肿成熊猫。有的同学挨得更惨,满脑袋是血,还有的睾丸被踢,痛得站不直。
老威:这就是著名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吧?
李海:对对。我们撤退了。可在校园里听见官方新闻,说武警没打人,而是耐心劝说,让人们和平解散。放屁!我的脸就是证据嘛。这次事件是个转折点,成千上万的学生开始跑到天安门静坐示威。21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而学生这边,再次选派郭海峰等三人,递交《请愿书》。由于没人搭理,他们就在台阶上跪倒。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后,震惊了全国。
老威:为什么要下跪?行为艺术吗?
李海:中共内部在开追悼会,民众又参加不了,连可怜的一点民意也被漠视,当然只有下跪啰。殊不知共产党丢脸,就像一个无赖丢脸,只会恼羞成怒。于是就有了《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种愚蠢的火上浇油,直接导致了四二七大游行,北京城万人空巷,据说有百万人上街。
老威:雪球越滚越大哦。
李海:接着是五一和五四的示威,武警出动十几万,北京各界就出动几百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谁的人数多。那是我们的狂欢节呀,独裁政府真是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老威:当时完全失控了,据说几十个城市,几千万人上街游行。要改革,要民主和人权。
李海:北大高自联组委会,是生物系研究生沈彤拉我参加的。杨涛是主席,常静是副主席,我主要负责外线联络,比如接待来访,串通信息。这辈子,我从没这么忙过,昼夜之间,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饭更顾不上,经常在接待西方记者采访时,突然头昏眼花,估计是饿得犯低血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夕,大伙儿还在纪念碑下辩论,是不是该暂时中止示威,把位置腾出来,给国家留点脸面。还有十几个著名知识分子跑来,劝说我们放弃绝食。还有摇滚歌星崔健的参与,侯德健、刘晓波的介入,广场民主大学的揭幕,学生领导层内部的分化,甚至打架等等。不知道一天中要发生多少事情,谁也无法预料,谁也无法告诉谁明日会怎样、下一步该如何走,总是争吵,直到六月三号夜里,还在争吵。直到10点左右,有枪声传来,非常清晰,大家才暂时闭嘴。
白天我在西单,接着指挥部电话,命令我带几个人,去西四实地调查。原来,戒严部队的军车被群众阻拦,大伙儿一拥而上,拉住当兵的说理,鼓动他们撤退,鼓动他们调转枪口,对付独裁政府。烈日当空,军车外壳烫得不行,当兵的就缩在里面,浑身湿透了,有的还耷拉着脑袋,有点中暑。于是老百姓又自发送水送冰棒,还送水果和面包。当兵的被感动得哭泣,说他们出发前,根本不了解实情,还说他们是人民子弟兵,绝不会向爱国者开枪。
老威:接下来呢?
李海:不仅开枪,而且还打死太多的人。但是,我也的确看见不少当兵的,放弃军车,抛下枪支弹药,跑掉了。甚至有主动缴枪给老百姓,还教大伙儿如何抵抗。估计后来他们会上秘密军事法庭吧。那个大屠杀之夜,我跑了好多街口,子弹嗖嗖嗖,四处有人倒地,四处有人救援,倒地的人被抬起来,在枪林弹雨中送医院。我先后去了复兴医院和儿童医院,目睹了几十具血淋淋的尸体。那种地狱场景,围墙外枪声密集,围墙内,医生和护士出出进进,手忙脚乱,旧的伤员还在呻吟,新的伤员又涌现了。下半夜,天安门已经被戒严部队拿下,我只能赶回北大,传播种种不幸。我太悲愤太疲累太受刺激,在宿舍里,说着说着话,还笔直地坐着呢,居然就发出了鼾声。我的裤腿还有血迹,不知道是跑那一段路溅上的。
六四大早,北大校园自发悼念死难者,我和常静负责悬挂挽联。突然,一辆装甲车在校门口刹住,两个当兵的跳下来,笑嘻嘻地问路,还是一副“军民鱼水情”的样子。大伙儿愤怒之极,大约有好几百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围住就打。眼看要出人命,我和常静就不由分说,挤进人堆,把他们从地上拽起,抢救出来。
老威:盲目的群情激愤。
李海:对呀。当时,任何小小误差,都会授人以柄,引发更可怕的镇压。那几天,北大宿舍内,处处闻鬼哭;其实不是鬼,而是人人在拖长嗓音哭。太压抑了,也无事可干了,我就想回家一趟。
老威:你父母不知道你的下落吗?
李海:对呀。我家住三元桥,马路也封了,各路口都有戒严部队,于是我就穿偏僻小巷,绕了六七个小时,才回到家。关紧门,把脑袋扎入被子,好好痛哭了一场。然后背着家人,简单收拾行装,准备逃亡。
我居然顺利坐上火车,抵石家庄,再辗转到县城,躲亲戚家里。一段时间后,我苦闷无聊,就南下四川,还爬了峨嵋山。这期间,不少人逃到海外,不少人落网。直到又过去三个月,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写来一封信,说风头过去了,回来读书吧。
老威:没骗你?
李海:北大还是有保护学生的传统。但当时人心浮动,往后几个月,有不少其它院校的人,跑来私下串通,准备悼念六四。我忍不住介入,继续充任外联。我是在1990年的5月31号被抓的,当时我刚从武汉回北京,赶回北大,在宿舍,屁股还没落稳,门就敲响了。系总支书记站在那儿,我不得不跟他走。先在学校保卫科谈话一小时,然后戴手铐,上囚车,进了海淀区看守所。
老威:没挨打吧?你也算学生领袖,应该受到优待。
李海:是啊,所以在进门之前,虽然心慌意乱,但还强作镇定,一副红色小说里从容就义的先烈模样。可入了大门,还有二门,接着是三门,一门更比一门窄。在最里面,斜刺里突然飞来一脚,“解下裤腰带!”有人吆喝。于是我的裤腰带被抽掉,接着裤子被扒掉,光溜溜站在那儿。张嘴翘屁股,搜查完毕,衣裤也不马上还,而是直接扔进号房。里面有二十多个同样光屁股的家伙,围住我哇哇乱叫一阵,然后扑上来,拳脚如雨点,整得我滚来滚去。有声音骂:“滚你妈个屄,逃避打击啊。”接着猛地一脚,踢在我胸口。真是疼得钻心啊,一口血差点喷出来,整个人轰隆崩溃了。
老威:我入狱的遭遇和你差不多。
李海:我疼了好几天。听牢头讲,童子尿可以治跌打损伤,所以那时候,做梦都在喝童子尿,直至被渴醒,却找不到水喝。号房的规矩,刚入门的,都得来下马威。所以一会儿,狱警装模作样巡视过来,隔着铁栅栏问:“他妈的,今天有打人吗?”里面回答:“没打人。”狱警又问:“新来的那个,他们打你了吗?”我也就忍住呻吟,回答“没打”。
老威:然后呢?
李海:漫长的煎熬。四周全是小偷和流氓,我在大学里的那一套书生腔,转眼成为他们的笑料。当然,六四大屠杀过去不久,人人都同情,有个惯盗说,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还参加过北京市联合罢偷呢,结果共产党一尿急就开杀戒,搞得大伙儿全傻眼。
老威:除开你,就没其他六四犯人了?
李海:只有一个,捡了几颗子弹,判了两年徒刑。
老威:挺孤单哦。
李海:来不及孤单,因为吃喝拉撒睡都成问题。空间太狭窄,众犯像密密匝匝的烂仔鱼,挤在罐头盒子里。一个人抱住一个人的腿弯儿,肉与肉之间天衣无缝;汗臭脚臭尿臊臭,多躺几夜,就不觉其臭了。我本来是有洁癖,上大学住宿舍,容不得床铺一点灰尘。这下可好,我不仅扎入恶臭堆里,还必须拥抱一害疥疮的蟊贼。我揽住他大腿,睡够一百来天,居然没事儿。大家都说:“这反革命的皮肤,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家都痒,就他不痒。”
可又过五天,猛一阵奇痒,把我激得半夜坐起来,浑身胡乱抓挠,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小红点,然后小疙瘩,然后一连串水泡,最后浑身溃烂,手臂、小肚子、生殖器、屁股都肿胀起来,不间断淌黄水。政府不发药,搽牙膏不管用,只得借助放风,晒太阳杀毒。有时候,狱警比较懒,二十多天不放风,疥疮就在阴湿的环境肆虐,每个人的每时每刻,都在拼命地抓挠,从头到脚,每个人都溃烂得不成样子。倒地打滚的,靠墙猛蹭的,熬不住学猪叫的,此起彼伏。一提讯犯人,苍蝇就绕着挪动的脑袋嗡嗡嗡,连审案警察也看不下去了,就捂着鼻子,找狱方领导提意见。于是号房开始大扫除,我们被赶出去洗澡,发放硫磺软膏。
老威:比较管用吧。
李海:当然。通体搽遍,死死捂个两三晚,一层人皮就蜕掉。大伙儿都有劫后余生的轻松感。可痒止住了,饿又接踵而至,牢里一日两餐,统统是两个小窝头和一瓢白菜汤,雷打不动,没任何油荤,时间稍长,就整日饥肠辘辘。
老威:没一点肉?
李海:每星期有几颗肉,混在烂菜帮子里,比他妈的钻石还珍贵。那次我被关了209天,瘦了30多斤。1990年开亚运会,国家要排除“不安定因素”,所以临时抓进来不少“社会闲杂分子”。挤得水泄不通了,狱警还嫌不够,还往里面填人。最后,新来的只得靠墙站着,脑袋一耷拉,就算睡过了。有个二进宫的惯犯说,首都一有盛大节日,有点前科的人,得立即动身跑外地避风头,否则随时会被弄进来过节。“我他妈的就是腿慢了,被片警瞅见,一把揪住,不由分说就送来了。”这些街头地痞,在牢里憋闷,无处发泄,就常常滋事,以打人取乐。有个农民工,在规定放风时间来不及解手,而是到厕所旁边的锈水管,捧生水喝,结果拉肚子。好几天都拉在裤裆内,污染号房空气,令大伙儿怒不可遏。他被暴打,还被逼着继续喝凉水,终于酿成疟疾,走路踉踉跄跄,不停打冷颤,眼看快不行,狱警才出现,叫人弄他去“好好晒太阳”。
老威:太阳包医百病吗?
李海:对于阴暗角落的爬虫们,太阳的确包医百病。还好,我只关了209天,就意外释放。
老威:什么罪名?
李海:记不得。写了一份《认罪书》,一份《保证书》,就算结案。
老威:那就是“教育释放”啰。我的同案犯们,关了两年多,最后也跟你一样,莫名其妙地出狱。
李海:可第二次进去,就没这么便宜了。
老威:第二次进去?什么时候?
李海:1995年5月。才“自由”四年多,又栽了。
老威:劫数难逃嘛。
李海:我不小心登上公安部的黑名单,北大就将我开除了。念书不成,又找不到工作,只得呆家里,靠父母养活。大约在1992年,我结识了纽约“中国人权”的刘青,替他给全国各地的六四难属转送海外捐款。我知道做这事儿有风险,但我有摆脱不掉的六四情结。后来当局察觉了,找我喝茶谈话,我坦然回答:“不错,转了一些钱,这也是帮国家安抚人心啊。”
几年间,我跑了几十个城市,亲自为六百多名难属送了十多万美金。其实分到每个人头,也没多少,比如两百、三百、四百,还有六到七百。跑路太频繁,我的身体渐渐累垮,经常在长途客车上,眩晕呕吐,有次还昏过去了。
老威:了不起啊!
李海:后来出事儿,是因为一女的。某天她当着我的面,给王丹电话,大谈六四,这样我们就算相识了。稀稀落落地交往了两年左右,有次她突然约我去广州玩儿,说一大老板会接待,食宿免费。我觉得蹊跷,就婉言回绝了。可没过几天,她又来电话,称被警察跟踪,要躲我家避风头。我说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她说老虎嘴巴最危险,也最安全。我急得:“这……这……这……”她说:“这什么?我马上去找你。”我说:“下午要去拜访一老居士。”她说:“我陪你去。”我说:“你不信佛,去也白去。”她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信佛?”我一时语塞,就只得答应了。
午后三点,我们在鼓楼碰头,结伴去老居士家里,聊天半个多小时。告辞出门,本该各奔东西,她却一再坚持要去我家坐坐。我说我家太乱,下次吧。她说今天顺道嘛。我没法推辞,这可能是我性格方面的弱点吧。
进了家门,我请她坐,她却趁我去厨房沏茶和做饭,连续两次翻检我的书柜。那些藏书当中,夹着一些记事本,里面有海外捐款及送达的情况,字迹非常潦草,她却专门抽出来,一页接一页,做研究似的,盯得很入迷。我急忙赶过来阻止,我说“那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不能看。”她发嗲说:“什么隐私嘛,有啥见不得人嘛。”我顿时恼火了,大吼:“把我的本子还回来!”她却继续发嗲,还纯情少女一般,把东西藏在身后,说:“不给!偏不给!”我气懵了,就扑过去,隔着桌面,按住她,把记事本硬抢下来。
老威:这女的多大?
李海:和我差不多,或许还大点。她从我家走掉没多久,联防队就上门了,称他们接到举报,我调戏妇女,企图强奸。百口难辩,我先被带到朝阳派出所,接着又被带到朝阳看守所。他们恐吓我,要我交代男女关系的细节,我实在交代不出,他们也就算了。接着,他们把我家里里外外,来个彻底搜查,我的记事本、日记、信件、通讯录,还有近年来搜集的大量民运资料,统统落入他们手中。
紧锣密鼓的审讯开始了。我说:“你们不是以‘流氓罪’抓我吗?那女的怎么不露面了?”警察说:“李海,你他妈的甭绕圈儿,现在不是‘流氓罪’啦。还是把你跟海外反动组织的交往,一五一十抖出来。你到底提供了多少情报?得到多少费用?转送出去多少?坦白吧。坦白了就没事儿。”我说:“你们瞎掰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哎呀,真感谢第一次坐牢,尝尽苦头,也明白了利害,所以不得不死扛。因为牙关一松,成串的名字和地址就出来了,连累无数人,自己还罪加一等。警察冲我咆哮若干次,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甚至将死刑犯的镣铐,加我身上,整整一年啊,我形销骨立,差不多变鬼了。
老威:不愧为一条汉子。
李海:文弱书生而已。抓我是1995年5月31号,开庭是1996年5月30号。由于我始终沉默,法官威胁说:“你不开口的话,肯定重判。”我一下子火了,就咆哮起来:“来呀,撬开我的嘴巴,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大不了一死,哪怕死得难看,我的精神还是完整的,不会让子孙后代瞧不起。”
大厅顿时鸦雀无声。接着宣布休庭。继续关押两百天后,1996年12月12日,《判决书》直接送达看守所,在过道里宣读完毕,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刑期九年。我顿时傻了,拒绝签字画押,还喃喃问:“凭什么?人证物证和口供在哪么?”法官咬牙切齿,说:“你不认罪也得服刑。”
春暖花开时,我被送北京市第一监狱。接着转房山县的良乡监狱,那儿有近两千犯人。我遭到非人虐待,麻绳捆,电棒烙,还是没榨出我肚子里的秘密。
老威:你没减刑吗?
李海:没。我是2004年5月30号释放的,关足了9年,3288天。回家后,因为六四纪念日快到,又被软禁9天,所以一共失去自由3297天。
老威:你的记忆这么精确?
李海:一日复一日,熬过来的。
老威:不错呀。
李海:什么不错?高血压、结膜炎、胆结石,都是在牢里昼夜做苦工落下的。脑力也衰退了,只记得数字,不记得数字里包含的内容。长时间不说话,也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
老威:你的叙述水平不低。
李海:坐牢坐废了。这9年社会变化太大,我一上街,就找不到北。家里很压抑,在人来人往中更压抑。脑子不转,努力使它转吧,就生疼。拿钱去楼底小卖部买面包,可到了柜台,却张口结舌,忘记要干什么。
老威:慢慢来,多走动,多接触年轻的朋友,比如武文建,比如思想活跃的“不锈钢老鼠”。
李海:可是我对佛教兴趣浓厚。我想过几天,攒点钱,去湖南郴州桂阳寺,看能不能遁入空门,一了百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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