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
| 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20年后谈“六四” |
| —— （转载） |
| 作者：许允仁 |
Y先生、X先生和H先生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的同班同学，Y先生和X先生还住在同一个寝室。1980年代中期毕业后，Y先生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X先生到外省的一所高校任教，H先生则进入了中关村的一家企业。在他们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六四”事件爆发了，正在读博的Y先生参与了“六四”的全过程；H先生曾热情地为绝食学生捐款捐物；X先生则为所在高校热情高涨的学生作了分析学运的讲座。“六四”镇压后，Y先生顺利地通过了“双清”审查，继续在社科院深造；X先生因所作的讲座曾受到停职检查的处分；H先生则因对时局的失望加入了出国的行列。
2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让这三位老同学得以在苏州相聚，现在Y先生已是一名司局级官员和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智囊；X先生是所在高校的文科教授；H先生则是一家名列世界500强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
在一个明媚的初夏的上午，三人约好在苏州一个公园的茶社相见。几杯清茶之后，话题不知不觉地集中到对他们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六四”事件。在越来越深入的对话中，三个人仿佛都暂时忘却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正扮演的角色和忙碌着的现实事务，而回到了1980年代初充满热烈争辩的大学宿舍，回到了酷爱思辩和探究真理的学生时代……
H：时间过得真快，算起来“六四”到现在已整整20年了。
X：当时许多人觉得政治情势很快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的政局依然处在“六四”后的状态。
H：听说国内外的民运人士，正在积极准备纪念活动。
Y：是的，20年来，每一个“六四”纪念日，“六四”的流亡者、受害者和相关人士都会发表纪念和研究文章，今年是20周年，自然纪念活动的规模会更大，发表文章的数量会更多。老实说，我对研究“六四”的文章特别关注，毕竟这是至今还影响着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但是，20年积累下来，关于“六四”的种种言说，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因此，我怀疑在今年将要涌现出来的大量谈论“六四” 的文章中，是否会有真正有价值的新意……
H：每当“六四”纪念日来临，政府就神经紧张地拼命加强控制，民运人士和受害者群体则纪念和控诉。这样的游戏经过20年渐渐地似乎进入了某种程序化的模式，成为某种稳定结构。让人觉得这样的游戏还可以安然地再进行5年，10年，甚至20年。大多数人民由于政府对相关信息的屏蔽而对“六四”持冷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关心“六四”的人则由于面对一次次重复的言说，也开始心生倦意……
Y：尽管政府确实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控制。但是，在目前这个信息时代，一个真正想要了解“六四” 的人，通过网络去了解真相也并非难事。“六四”曾是一个全民关注和参与的事件，至今也不过20年，可以说目前在世的大多数成年的中国人，对“六四”的基本事实还是了解的。对“六四”来说，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些基本事实加以理解和领悟。
X：毫无疑问，“六四”是当代史上影响中国命运的特别重大的事件。可荒谬的是，如此重大的事件却不能顺利地进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刚才，Y兄说关于“六四”的言说已经汗牛充栋，是的，我们听到了大量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言说，和对政府的凶恶残暴的血泪控诉。然而，关于“六四”的记忆至今还不得不被强迫遗忘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一种能够引导我们民族正式的文化记忆向“六四”完全敞开的真正富于启发性的言说还没有开始……
H：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关于“六四”，外国人的记忆比中国人更加完整和真切。这种说法一方面自然是真实的，因为在自由国家里没有中宣部在控制信息，它们的公民可以根据大量不同的报道来形成自己对“六四”事件的认知；但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和我们亲身经历“六四”事件的人相比，外国人对它的理解总是隔了一层。
X：我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从1989年4月15日由纪念胡耀邦逝世开始，到由6月3日晚～4日凌晨的暴力镇压终结的整个运动的这些中国人，有着某种共同的集体记忆。这些亲身的经历和体验构成了本真地理解“六四”事件的最本源的东西。这是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外国公民，通过媒体报道形成的“六四” 理解所无法替代的。但是，我们的这种集体记忆却无法通过公开的言说和争辩上升为一种明亮的文化意识。
H：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最重要的体验却无法进入自身最明亮的文化意识。仅凭这一点，就说明我们民族目前在精神上正处在某种严重的不正常的状态。
Y：20年来，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一点一点地在积累起来，这里面有受害者的记忆（主要是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 的言说）；众多的学运积极分子和参与者的记忆；在这一风波中失去权力的党内改革派的记忆（以赵紫阳及其幕僚为主要代表）；以及在官方的文件和各种公开发行的材料中保留的记忆。……
H：我们这些对“六四”保持着最直接的集体记忆的人，在进一步阅读这些年来逐渐公开出来的各种细节的基础上，通过真诚的对话和争辩，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对于“六四”事件的自主和本真的理解，并且促成全社会共识的生成。
X：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六四”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性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四”是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20年前，我记得是1989年5月25日晚，我给学生所作讲座的题目就是：《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5月19日，李鹏宣布戒严后，北京市民自发动员起来，将20万戒严部队挡在郊外，全国大学生天天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反戒严，当时人们都陶醉在一种深刻的激情之中，整个民族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通感。然而，“六四”枪响之后，这种高峰体验立刻变成了巨大的创痛感，20年来，我们民族始终没有能够从“六四” 造成的精神创伤中走出来。
H：“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 ？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概括。
X：现在，当人们将“六四”言说看作是政府和民间关于“遗忘”和“记忆”之间的斗争时，主要是将“六四”看作是一种创伤记忆。但是，“六四”不仅仅只是1989年6月3日晚上9点至6月4日凌晨4点，戒严部队对市民和学生开枪镇压后导致的创伤记忆，还是在此之前的50天中，全国人民在这场运动中所形成的那种不断高涨的共通感。
理解这种共通感的本质构成了理解整个“六四”事件的关键之所在。对“六四”有各种不同的称谓：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反革命暴乱”到“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但是，这都是站在某种预设的价值立场上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这些定性所反映出来的只是这一运动和判断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只有对这一运动所造成的共通感的本质加以把握，才能帮助我们本真地理解“六四”。
另外，也只有领会了这种在运动中形成的共通感对参与个体的价值，才能真正理解镇压带来的创伤有多大。“六四”镇压不仅仅只是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打死和打伤了数千人；不仅仅只是秋后算帐的逮捕和判刑；也不仅仅只是在事后的清查运动中，党国对进入自己体制内的异端分子的全面清洗；“六四”镇压更是对每个人心中渴望自由和参与的激情的镇压。整个民族在这场运动中越是达到了深刻的高峰体验，镇压带来的创伤也就越深。
Y：高峰体验是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概念。
X：是的，当时正在读马斯洛的书，所以就在讲座中引用了这个概念。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的人格时发现，他们常常会提到自己人生中曾有过的一种难忘的经历：感受到一种发至心灵深处的颤栗、欣快和超然的情绪体验，由此获得的人性解放和心灵自由，照亮了他们的一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与欢愉的感觉，那种感觉犹如站在高山之颠，那种愉悦虽然短暂，但却尤其深刻。马斯洛把这种语言难以表达的感受称之为高峰体验。
马斯洛认为，处于高峰体验的人具有最高程度的自我认同，最接近其本真的自我，达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的顶点，潜能发挥到最大程度。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被认为是更具有创造性、更果断、更富有幻想、更加独立，同时他们很少有教条和官僚主义。他们更少关注物质财富和地位，他们更可能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Y：确实，根据马斯洛对高峰体验内涵的揭示，将“六四”称作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是恰当的。所有“六四”期间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能体验到那种站在高山之颠的感觉，深刻的欢愉和感动，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性解放和心灵自由。
H：不仅仅只是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通过各种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分享了热烈的广场效应。对照马斯洛对高峰体验的特征的描述，甚至在细节上也是相当贴切的。所有参与“六四” 的人，他们的潜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来。学生和市民们在嘻笑怒骂的大字报中，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高自联”，维持秩序的“纠察队”等组织中，体现出了惊人的创造性和自我组织的能力。而人们这么做，并非出于追求现实利益的目的，而是为寻求某种高于现实的理想化的东西……
X：在“六四”中，整个民族似乎刹那间找回了自由，找到了那种久违的自我认同感，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创造力。
细致地考察这么一种深刻的共通感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六四”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操劳和烦心着自己的事。突然，“六四”来了，它一步一步地扩展着自己的影响，将更多的人席卷和融合其中，最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我想，当时，我自己被这场运动感染的过程，和相当多普通的中国人有着相似之处。可以说，从个性上看，我是属于那种相当理性和不容易被群体的热情所感染的人，那时，虽然还没有系统地研读过勒庞等人的群体心理学的著作，但是，对群体激情中的非理性的成分有着天生的抵触情绪。
学运刚开始时，我只是对周围的人开玩笑说：哈，学生又开始闹事了。当时，已当了四、五年的教师了，自己觉得在心态上和学生之间已有不小的差异，而示威游行，是当时的在校大学生在一些敏感的时间点上，常常要玩一玩的刺激和抒情的游戏。
然而，学潮的声势却越来越大了，我想，应该要对此有所关心才对。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看学生们所贴的大字报，先从自己所在的学校开始，一所、二所、三所，当我将自己所在城市的几所最有代表性的高校的大字报看完之后，不知不觉之间一天就过去了。也就在这一天中，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已被它感染了，在这一天之前，我是完全站在这一场运动的外面来看它的，而这一天之后，我发现有一种热情完全不由自主地渗透到我的内心深处，在里面洋溢起来。
Y：我的情形也很相似。外地的高校假如说是小磁场的话，北京的高校就是大磁场，整个磁场的中心就是天安门广场。我觉得自己的心被它们吸引着，一遍一遍地跑到广场上去，跑到北大、北师大看看学生是不是又贴出了什么新的东西。
奇怪的是，在我的心被它吸引的同时，我的理性依然十分清醒，并没有丝毫的狂热。在理性上，我和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之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每次看完了学生贴出来的东西之后，都隐隐地有一种失望的感觉，觉得这里面宣泄的成分多，建设性少；觉得某些学运积极分子的狂热和自负中有一种令人反感的东西；即便是在运动声势最浩大时，依然觉得它在政治上是盲目的，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建设性成果。
但是，反过来，我在理性上始终保持着对运动的某种灰色评价的同时，一点也没有影响自己的心被它深深地吸引。广场上到处都是二只眼睛闪闪发亮的年轻人，他们的神情中沐浴着一种光辉。这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能现实地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目光中所闪耀着的那种温暖人心的理想的光辉。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如此确定地告诉你，在人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价值了。你会觉得自己原先的生命是如此的空洞和单薄，而现在则置身于一种丰厚的存在中。
后来，在读海德格尔哲学时，看到他将“此在”的存在界定为共在时，才领悟到生命的最核心的存在不是理性可以把握的，生命有着一种追求更丰厚的共在的本能。同时，也第一次真正体悟到了什么是“广场”。
X：是的，“广场”不是作用于你的理性，它本质上也不是一种低俗的煽情，而是默默地融化着你的心。你觉得自己依然健全地保持着完好的理性，但事实上你的心已经陶醉，这时，你感到了一种自己和整个世界融为一体的通体澄明的欢愉，你的举手投足，音容言笑，立刻会在这个磁场中激起巨大的回响和深刻的共鸣。
理解了什么是“广场效应”，也就理解了刘晓波事后所说的话：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一呼百应之际，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并非狂热得失去了理性，只是他的心已经陶醉……
H：每个人被这一群众运动的“广场”传染和催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在外地的父母被传染是由于看电视，原先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而在学生绝食的那段时间里，每天的新闻联播看得目不转晴，连我奶奶也看得眼睛红红的。中小学生则对呼风唤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充满惊羡。
Y：在北京谁没有被传染呢？我们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打出来的牌子，不仅仅有各大高校、研究院所、企业，还有工会、妇联、民主党派，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党的最重要的喉舌……，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人们发现《人民日报》记者也上街游行了，名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亮相表态，这场运动再持续下去的话，游行队伍中也许就要出现“中宣部”，甚至“中央军委”的牌子。谁的心都被这个巨大的磁场所吸引，渴望融化到“广场” 中去。
X：对“广场”的探讨让我联想到“文革”中周恩来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群众运动就像一股洪流一样，当它扑面而来时，你不应该站在他的对立面，而应该应顺它，参与其中，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驾驭它，最后去引导运动的方向。并说毛泽东是驾驭群众运动的天才。同时，也联想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描写的，希特勒和戈培尔通过演讲，和广场上的群众所建立起来的共生性关系，一旦不能通过演讲，直接和群众共在，他们就会陷入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中。尤其是希特勒，他的演讲具有巨大的穿透力，能够击中群众的心，直接创造出一种广场效应，一种共通感。记得刘晓波年轻的时候曾说过，最崇拜的人是希特勒，也许让他着迷的，就是希特勒的这种能力。
Y：我们已经谈到，“六四”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创造出了一种“广场效应”，一种全民族的深刻的共通感，但是，这依然只谈及了“六四”作为群众运动的共性，“六四”所创造的共通感，和其他的群众运动（包括毛泽东和希特勒所发动的群众运动），所创造的共通感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什么东西构成了“六四”所创造的共通感的特质呢？
H：“六四”发起的一个缘由是，1989年是“五四”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应该从“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传统，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人民革命的传统中来理解“六四” 呢？
X：确实，这二个传统为“六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不过，在我看来，“六四”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抗议运动，它更是一场以追求情感的自由表达为目的的精神抗议运动。提及西方的另外二个精神传统，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六四” 的精神特质。一个是尼采在研究希腊悲剧时所提出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狄奥尼索斯这个酒神，他的原型是森林之神。希腊悲剧发源于人们对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文明的发展，就是理性的发展，它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人与大自然疏离，人与整个生存世界疏离，人们终于无法忍受这种疏离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渴望着找到一条重新和他人，和世界融为一体的道路。希腊人由此创造出了祭祀狄奥尼索斯的狂欢仪式，以表达自己想要摆脱精神疏离的痛苦，重新回归原始和神秘的森林的渴望。这种狂欢仪式最后净化成了悲剧这种艺术形式。
另一个就是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的传统。这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自称将马克思和佛洛依德结合起来，在《爱欲与文明》中，称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压抑了人的爱欲，因而，1968年的学生造反，就是中产阶级的子弟，反抗他们父母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的秩序，以寻求力必多的解放。
H：1968年的学生运动的一个口号是：越是造反就越要恋爱，越是恋爱就越要造反。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也充满了某种力必多释放出来的浪漫气息。来自台湾的流行音乐的歌手，成为学运的精神象征之一。而被占领的天安门广场也成为许多学生谈情说爱的场所。
X：1989年的学生运动，从精神上看，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68年法国学运的某种混合物。从这场学运的自我认同，从其表层的言辞来看，它更多地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走上街头干预政治的传统；但是，从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参与运动的大多数学生的心态来看，则更靠近1968年的法国学运。
学生称自己参与的是“爱国民主”运动，这是因为中共一直将最后催生了共产主义的“五四”，以及自己后来所领导的旨在颠覆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都称作“爱国民主”运动，因而，在党国体制的政治语境中，“爱国民主”运动的说法，不仅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某种碰不得神圣性。
Y：其实，1989年中国的政治情势，和1919年时完全不同，当时，并不存在中国在国际上受辱，国家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事件发生。而且，在我看来，当时的学生并不是真的很在乎国家的利益，（这从许多学生逃出去后，都毫无心理负担地要求国际社会在每件事上都积极制裁中国可以看出。）而且，在学运中也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比如像《零八宪章》这样的）政治体制宪政民主化改革的要求。我认为，点燃这场运动的真正的激情之所在，对少数学运发动者和积极分子来说，是一种渴望创造历史和自我表现的冲动；对大多数参与的学生来说，则是一种类似1968年学运的，渲泄被压抑的情感的冲动。
H：那么，如何来解释“六四”和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上的不同，后者主要是一场学生运动，而前者则吸引了知识分子精英、市民，包括体制内的上层人士的广泛参与呢？
X：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精神实质主要是学生的青春反抗，虽然也有部分工人、农民的参与，但是，在一个阶级利益已经分化的市场化社会中，他们提出的诉求并不相同，（比如，农民要求的是农产品涨价），而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除了少数极左派之外的知识精英和上层人士，对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因此，“五月风暴”虽然一时来势汹涌，但很快就刮过去了，它引发了多方面的改革，却并没有伤及社会制度的根本。
在1989年的中国，情形则全然不同，当时，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充分展开，几乎所有人都还生活在同一个机械刻板的党国体制中，就如哈维尔曾指出的那样，极权制度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将现代性中的异化因素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固然是最尖锐地感受到了这一体制的压抑，而在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来自同一方向和同一个大家长的压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知识精英，越是体制内的上层人物，对这种损害自己个性和尊严的制度性的压抑和强制，在内心里越是敏感。因而，当学生带头表达出对这个压抑个性的制度的抗议时，立刻引发了全社会的同情和共鸣。
H：要说对人性的压抑，无疑在毛泽东时代更为过份。为什么反而是在改革开放了10年后，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比毛泽东时代都大有改善的情况下，发生了全民性的抗议运动呢？
Y：这种现象在人类政治史上屡见不鲜，革命和大规模抗议，总是不是在暴政最严酷的时候，而是在它有所改良和缓和的时候暴发。法国大革命是如此，后来苏联和东欧发生的革命也是如此。在最严酷的专制之下，人民的反抗意志被恐惧催毁了，只有在专制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人们的自主意志才可能重新凝聚起来。“六四”事件之所以发生，有点荒谬的是，恰恰是由于经过10年的改革，政治恐惧有所减缓，学生和市民相信政府不可能开枪，直到“六四”枪响，这种信任才被重新击碎……
X：在政治环境变得宽松的情况下暴发抗议，还因为在绝对的极权体制下，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因而，虽然饱受极权制度的伤害，但由于看不到别的可能性，所以，只能像忍受自然灾害一样，忍受暴政。而开放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学生的示威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经过10年的睁眼看世界，大多数的知识精英，包括体制内的上层人士，对党国体制的正义性和合法性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包括邓小平本身也不例外）
另外，我之所以将学潮主要看作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抗议，还因为这是和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的。当时流行的是伤痕文学和对人性异化的批判，是文化热和美学热，整个知识界的反思，主要还处在感性的层面上，还没有深入到能够系统地提出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愿景的程度。这一时代背景也就决定了，以学潮为主体的“六四”的精神特质必然是感性的和浪漫的，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一种制度性的理想，将其严肃地作为自己的政治担当。
Y：“六四”的发生，还因为在改革开放的10年中，诞生了一代“新青年”，由于改革开放导致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使得这一代人在观念上和心态上与比他们年长的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代沟”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代沟”而产生的，青年一代对既有传统的激进的否定态度，也是导致“六四”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X：归纳起来，可以这么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一点一点地治疗着自己精神上的创伤和恐惧，一点一点地看到了新生活的可能性。终于在学生的青春和勇气的召唤下，激发起了全民性的参与热情。一时间人们摆脱孤寂、恐惧和相互间的猜忌联合起来，借助当时的意识形态能够容忍的“爱国”和“反腐败”的口号，面对政府表达了自己反对极权专制、向往自由民主的强烈意愿。简而言之，“六四”是中国人民面对一个后极权政府表达自由向往的精神抗议运动，虽然，那时人们还没有能理性地看到一条通向宪政民主制度的现实道路。
Y：刚才我们是从精神史的角度分析了“六四”这场全民性运动的精神特质，考察“六四”还有一个更为切近的角度，那就是现实政治的角度，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六四”的本质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执政者对“六四”的定性。那时从党国的最高层传出来的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二个声音。一个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和党内保守派的声音，他将“六四”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认为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则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定性，认为抗议者“绝对不是要反对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X：前者是通过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写成的《人民日报》“4.26社论”表达出来的，后者则是通过赵紫阳5月4日的“亚行讲话”传达出来的，从最近出版的他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来看，直到晚年，赵紫阳始终坚持自己在亚行讲话中，对“六四”的定性。
Y：如何对“六四”进行政治上的定性，是运动过程中各方斗争的焦点，4月26日之后，学生游行示威和绝食的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邓小平收回“动乱”这一评价，承认学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对运动的不同定性，会直接导致对运动的不同处理方式，而这必将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迁导向二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20年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和赵紫阳是“六四”事件中，二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当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因遭遇“六四”而走到岔路口时，邓小平和赵紫阳向人们指引了二条不同的道路。
那么，这二种不同的定性，今天看来，哪一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呢？
X：从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学生的心态来看，是浪漫的，并不抱有非常严肃的政治目的。他们既没有想要刻意去推翻共产党，在我看来，也并不真的在意政府将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们所追求的是自由表达和引人注目所带来的快感。整个运动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强的对抗性，可以说是由保守派对学运的敌意激发的。一是“4.26社论”发表后，由于愤怒，大学生游行人数大大增加（因为，最初学生是以一种天真和带点向政府撒娇的心态参加游行的，一听已被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立刻就火了）；二是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后，把北京市民激怒了，自发组织起来，投身到了拦截戒严部队的活动中，使对抗大大升级；三是6月4日的开枪镇压之后，这时，真的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人，大大增加了。所以，就如张博树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的，正是由于主导处理“六四”事件的保守派的敌对思维，使政府和参加运动的民众的对抗情绪不断升级，最后导致了流血悲剧的发生。
Y：那么，看来X兄更认同赵紫阳对“六四”的定性了？
X：是的，赵紫阳正是基于他对“六四”的定性，才提出了通过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赵紫阳体现出了想要改正执政党工作中的弊病，来取信于民的真正的诚意。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他人都想着怎样戒严，怎样镇压时，他在会议上却提出了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他建议公布高级官员的财产，并提出由中央首先审查他和他的家属的经济状况。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种导向管住权力的宪政化改革的真实的希望。
Y：对于赵紫阳的人格，我也十分敬重。（顺便说一句，即便是邓小平，虽然他对赵紫阳在“六四”中的行为，将他和整个党置于危险的境地十分恼火，但是，我觉得他在内心里，对赵紫阳的人品还是很敬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六四”后，他几次托人找赵紫阳谈话，要他作个检查后，重新出来工作。）但是，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现实政治的角度，也就是在大规模的学运爆发之后，邓小平和赵紫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对运动对整个党国体制所具有的现实危险性作出判断，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认为，邓小平对运动的定性更接近真实。
X：那么，你觉得大多数参加游行的学生和市民都存心要推翻共产党吗？
Y：不，我并不认为大多数参与者一开始就抱有这样的居心。但是，就现实政治的维度而言，重要的并非人们内心的想法，而是政治行为的现实后果。就“六四” 的实际效果而言，它动摇了党国体制的生存根基，假如没有一种外部的强制力来遏制它的发展的话，它的必然后果就是导致共产党垮台，和建立在一党专政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体。
这一点在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发生后，就看得很清楚了。在苏联自由化改革的初期，不要说一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恐怕连戈尔巴乔夫也想不到苏联会解体, 但它还是在一夜之间发生了。
坦率地说, 我第一次看到“4.26”社论时,也觉得它神经过敏,夸大其辞,非常可笑。只是在苏东事件之后, 回过头去看, 觉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这一对“六四”的定性,还是挺准确的。
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六四”是向往自由的民众对政府的精神抗议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通感；而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它则是一场使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于解体的动乱。人们在一种浪漫的集体自由感中陶醉得越深的时候，它作为一场从根本上解体党和国家的政治动乱的危险性恰恰也就变得越大。
X：等等，现在在中共领袖都只是温和地将其称为风波，在李鹏这样的直接当事人都在急于撇清和“六四”的关系时，你竟然还认为“六四”是政治动乱？
Y：李鹏正因为他是手上沾血的当事人，所以才要急于撇清。我们看到，有一些元老当时积极支持和参与镇压，惟恐下手不狠，事后，则通过身边的人放出风来说，他认为镇压错了，“六四”应该平反。不难理解，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
而我是学政治学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旨在揭示各种政治现象之间，不因人的好恶而改变的客观的因果联系。“六四”之所以现在还是我们民族精神上的沉重包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事双方至今还不能用一种客观的目光来看待已经过去20年的事件。一个例子就是长弓制作组拍摄的纪录片《天安门》，在大多数观众看来，还是秉承了探究真实的宗旨，但是，却完全不能被中共政府和学运干将双方所容忍。
H：在“六四”问题上，当事双方都是抱着生死决战的心态投入的，必然会将对方妖魔化和将自己神圣化，因而，无法接受和自己的意愿不一致的事实。
X：其实，即便是生死决战的敌人间也不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和否认事实，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教养问题。
Y：解决“六四”问题，归根结蒂是培养社会对此的基本共识的问题，假如说培养价值共识更困难的话，我们应该先从培养事实方面的共识开始。所以，上面我说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六四”是动乱的话，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所谓动乱就是指使现存的政治秩序失范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六四”还不是使现存政治秩序局部失范的问题，它使国家的根本制度濒于解体的边缘。
H：但是，众所周知，“六四”中的游行示威组织得很好，秩序井然，在6月3日的镇压之前，并没有发生什么打、砸、抢、烧的事件。惟一的例外就是三个湖南青年涂污毛泽东像事件，当时，学生还把这三个人送交警察，这恰恰说明学生非常注意维持秩序，惟恐出了什么事，被政府指责为动乱。事实上，当时的北京连偷盗这样的刑事案件的发生率都大大降低了。
Y：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政治动乱和刑事犯罪不是一个概念。即便在一场运动中刑事犯罪的发生率为零，它依然可能是严重的政治动乱，只要它使这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作陷于瘫痪。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假如它的首都广场被人长期占领，全国的大学生一个多月不上课，不断上街游行，严重的政治动乱就发生了。对中国这样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来说，问题就更严重，天安门广场就像是中国政治的敏感神经，它一旦被占领，全国的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大量的民众）都开始停下手上的工作，观看政府和学生之间的对抗。因此，在恢复天安门的秩序之前，整个国家都无法正常运行。
X：我觉得动乱这个词还是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动乱是指一种使政治秩序无序化的解构性的力量，而不具有建设性的因素。而“六四”的发展，也许确实具有动摇党国体制的可能性，但是，“六四”还包含着对自由和民主，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的向往。一种导致旧制度解体和促成新制度产生的群众运动，也许不应该被称为动乱，而应该被称为革命。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词，专门用来指称通过非暴力的抗议示威来促成国家根本制度的变更，那就是“颜色革命”。
Y：“六四”确实有点接近于，但我觉得依然还不是“颜色革命”。这听上去也许有点悖谬，在“六四”镇压的刺激下，东欧和苏联都发生了“颜色革命”，但在中国发生的抗议却并非“颜色革命”。因为，革命需要参与者有推翻现存制度，用新的制度来代替的明确意愿。当东欧和苏联的民众最终决心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意愿是非常明确和坚定的，共产主义制度本来就已在西方声名狼籍，而中国共产党用坦克镇压市民和学生的镜头在全球播放之后，更是泯灭了人们对这一制度最后的一丝希望。所以，当东欧人民走上街头时，他们不是为了闹着玩玩，不是为了抒情，而是有着非常严肃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担当，他们决心要推翻苏联人用坦克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共产主义制度。
H：确实，当时，学运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稳定和成熟的价值观。一开始学运最反感的攻击对象似乎是赵紫阳经常要去打高尔夫球；接着又说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儿子都是官倒；最后发现李鹏主张镇压就集中进攻李鹏。运动中虽然也有自由、民主的口号，但听起来比共产党向国民党喊出的相同口号更加抽象和幼稚，学生造反的真正激情之所在，借用一句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的术语，似乎是一种基于忌妒情结的杀父冲动。谁在统治我们，谁在压抑我们的力必多就进攻谁。
问题是学生的这种幼稚的冲动，在当时为什么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并最终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Y：这要从中国“五四”以来，共产主义革命塑成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基因中去寻找答案。假如像H兄那样将这种造反激情称为杀父冲动的话，那么，它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染人心的力量。但是，共产主义运动最核心的精神特质就是将人的忌妒激情合理化和神圣化，从它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砸碎旧世界”的革命召唤，一直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宣称的“造反有理”都一以贯之地弘扬着这一精神。
所以，要简单地概括从1919（五四运动）一直到1966（文化大革命）塑成的中国现代政治传统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将三样东西神圣化：一是它将造反的激情和英勇的斗争精神神圣化；二是将青春的热情和理想神圣化；三是将形成了广场效应的群众运动神圣化。
这些文化基因，不仅仅存在在学生身上，更是存在于所有中国人的心中。几十年下来，我们的民族性格被塑造成只有遭遇这些“神圣”的要素，才会产生深刻的感动。在“六四”中这三种“神圣的”要素都已齐备了。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使我们民族产生一次精神上的高潮。
X：徐友渔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相当谨慎地提出，尽管可能会引起争议，他还是认为“六四”中有不少因素是受到共产主义革命传统的影响。我也很认同他的这个观点。这二天在重读《惊心动魄的56天》时，发现它提到王丹5月24日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的演讲，题目就叫《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里面称：“1989年4月，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由北京大学生引发，全国各界人民广泛参加的伟大爱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里面“光明与黑暗”、“最后决战”、“崭新的时代”和“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些理念和由它们而产生的战斗热情，我们都似曾相识。
Y：依凭这样的理念而进行的“改天换地”的青年造反，100年来在中国至少进行了4次。第一次是反清革命，这些造反的青年后来许多成了民国的开国元勋；第二次是五四运动，这次造反的领头羊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和栋梁；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造反，这次造反虽然在邓小平执政后被否定了，但也轰轰烈烈好多年，许多造反者被结合进各级权力班子，红卫兵通过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方式，确实还算是开辟了一个“红彤彤的新时代”；第四次青年造反就是“六四”，这次只热闹了50多天。
第三次、第四次的青年造反，从精神上看都是对第二次造反的模仿。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做成正剧的东西，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模仿者那儿就很容易变为闹剧……
X：确实，“六四”的发生，特别是具有政治上的雄心的那些学运积极分子的行为方式，受到传统的革命精神的很大影响。但这毕竟只是构成“六四”精神特质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
现在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原先的话题，你们认为“六四”不像之后东欧爆发的“颜色革命”那样具有导向宪政民主政体的明确和坚定的价值目标，但是，我觉得前期的学运是有这种情况，而5月19日之后，北京市民堵截部队的反戒严活动，还是表现出了明确的价值观和坚定的政治意志。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惊人的，几百万赤手空拳的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居然在二周内挡住了20万正规军。北京市民的信念是单纯的，也是坚定的，他们并没有虚荣自负地想成为什么开国元勋，但是，他们不愿意被军管，不愿意自己的权利因军管而被剥夺，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甘冒风险和一支野战军对抗，即便是在电视和广播中反复发出严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毫不退缩。
假如我们具有有着如此坚定的政治意志和负责任的人民的话，那么即便是现存的政治制度完全解体，为什么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向宪政民主政体的过渡呢？
Y：在这儿，X兄提出的是人们在讨论“六四”时的焦点问题之一：假如共产党政权在“六四”中被推翻的话，中国能否顺利地向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政体过渡？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过程将充满曲折和动荡，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从20年海外民运的状况来看，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充满否定精神而缺乏建设性的力量；其次，从前苏联转型的经历来看，当时的中国不管是在经济水平，还是公民素养上都远不及前苏联，因而，我们所将遭遇的曲折和动荡恐怕不会少于前苏联，而前苏联走了激进转型的道路后，用了将近20年时间形成的目前这个由普京操控的政体，依然很难说是成熟的；再次，你所赞赏的北京市民的政治素养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素养，首都公民的政治素养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是发展政治学中的一条普遍规律。
而且，在我看来，即便是政治上最前卫和最具有现代性的北京市民在“六四”中也并没有表现出要主动推翻共产党和重建一个新的共和国的政治意志，他们只是不愿被军管罢了。在“六四”中，代表新的政治思潮的最成熟的政治家无疑是赵紫阳，但是，我们看到，赵的政治见解从来也没有脱离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有的人怪赵紫阳缺乏魄力，没有像叶利钦那样面对军队发表演讲，索性发动一场“颜色革命”。而我觉得这主要不是一个勇气问题，关键在于，赵紫阳依凭自己的政治洞察力没有看到这么一种可能性：他可以登高一呼，立刻聚集起这么一股政治力量，他能够依凭这股力量去瓦解共产党政权，然后，有效地构建起一种更好的政治新秩序。
“颜色革命”的关键不在于勇气或者策略，它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改换国家的根本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不仅仅都厌恶旧制度，认为旧制度不合理已成为一种共识，而且在于人们看到了新的政治秩序即将诞生的触手可及的可能性，在于人们普遍地相信在新秩序中，他们将获得在旧秩序中无法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为了这最宝贵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对旧秩序的怨恨，人们愿意站出来，坚定地进行战斗。
我们看到，“颜色革命”的条件在东欧是最早成熟的，而在以东亚文化为背景的非工业化国家朝鲜和越南则在东欧与苏联都发生了“颜色革命”之后，依旧没有什么动静。当时经济水平与文化背景都与它们相似的中国，“颜色革命” 的条件同样还不成熟，人们通过宪政民主政体而追求的最宝贵的价值：人的尊严，个性的自由生长的空间，对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有些虚幻，而远不如匮乏性需求的满足显得实在……
X：等一下，你在前面认为“六四”是一场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动乱”，而现在又说人民并没有推翻共产党构建宪政民主制度的成熟的政治意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人民既然没有想要推翻执政党，那么，这不是说明邓小平的镇压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吗？
Y：也许，这从表层的形式逻辑上看是有些矛盾，但历史的真实就在这二者之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进行价值判断：一场能够用更好地保护人权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成熟的“颜色革命”无疑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一场纯粹使现有政治秩序失范的动乱则具有负面的价值。
“六四”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它在主观上和自我认同上包含着对政治新秩序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就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运动的发动者和大多数参与者有着不同的心态：前者在爱国和民主的口号下，复活了从“五四” 一直到红卫兵的革命传统，希望通过青春造反的形式，在一夜间创造历史，进入历史，甚至进入政治和权力的中心；后者则表达了一种想要冲决一切压抑和束缚而追求浪漫的自由的激情。
在一个没有民主参与的合法渠道和依然充满着个性压抑的后极权社会中，青年人拥有上述这二种激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从现实政治的维度来看，这二种激情对现存政治秩序所起到的则都是使其失范的解构作用。
另外，在现实政治中，一场真正成熟的“颜色革命”是无法镇压的，因为，这时人们对用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将会带来的好处，拥有如此广泛和确定的共识，以致于旧秩序中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无法阻挠变革，而只能通过设法主导和影响变革的方式，到新秩序中去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相反，倡导变革者越是幼稚和非理性，就越是容易激发旧秩序捍卫者的镇压意志，而所有中立的旁观者一旦发现态度激烈的反对派事实上并没有创造一种政治新秩序的能力和责任心时，那么，在二者摊牌时就不得不倒向旧秩序一边……
X：在邓小平和赵紫阳对运动的定性哪一个更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上，你依然没有说服我。在这一点上，你说得有些道理，那就是和将现存政治秩序推倒重来相比，对政治体制进行价值方向明确，但操作手法谨慎的渐进改革，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反之，则可能欲速则不达。
但在我看来这更说明了赵紫阳对“六四”的定性和处理方法的真理性，你自己也说了，赵紫阳的政改思路并没有超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渐进改革的范围。因此，按照赵的思路，通过对话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一方面纠正运动中的混乱和非理性倾向；另一方面则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宪政化的改革，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而按邓小平的方式进行暴力镇压之后，官民之间的政治共识被彻底破坏，政治体制改革也就从此停止了。
Y：问题的关键在于，用赵紫阳的方法来解决学运引发的政治秩序失范问题是否有效。政治科学像其他的学科一样，它的一个判断和决策是否具有真理性需要经验的实证，而不在于它听上去是否符合我们情感上的好恶。由马基雅维里所奠基的现代政治学，它所试图冷静地去揭示的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从一开始就和常人的道德感和审美情感处在某种紧张的冲突之中。
用对话来解决学潮问题，这当然是最理想的，问题在于仅仅用对话，就能使已经失控的秩序恢复吗？
H：现在的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幕后掌权的强硬派没有放权给赵紫阳，所以，他无法放手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学潮，而且，许多人认为保守派为了达到最后镇压和在党内肃清改革派的目的，故意设法将学潮扩大，最后使赵紫阳的努力流于失败。
Y：“4.26”社论的出台和戒严的宣布，在客观上是一时刺激了学潮的升级，但认为作出这二项决定的邓小平是故意想让学潮升级，恐怕并非事实，在我看来，邓小平的主观意愿应该是正好相反，他希望在他这个当家人作出态度鲜明的表态后，让人们放弃任何幻想，以使学潮尽快平息。
致于说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希望学潮失控，以便为镇压提供理由，抱有这样希望的人肯定是有的，但由于他们并没有最后的决策权，所以，这些希望并不能对事件的发生过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而且，学潮发生后，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都想利用它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事实上，不仅仅是保守派，作为改革派领袖的赵紫阳，也希望利用学潮来冲击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
H：在二件事上，赵紫阳确实表现出了这种意图：一是学潮发生后，他依然悠闲地去访问朝鲜，将烂摊子扔给李鹏；二是5月6日，在学潮的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他召集胡启立等人谈话，要求放开新闻控制。此后媒体的集中报道，在使运动的升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运动的高潮中要求全面开放媒体，这真是一项惊人的决定。这体现了赵认为自己能驾驭局面的自信，同时，也有向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元老施压的意思。
X：赵紫阳的这一惊人决定，让中国人享受了不到二周的新闻自由，同时，也让目前主政的新极权主义者从反面吸取了教训。他们彻底放弃了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那儿还存有的某些浪漫的幻想，清醒地认识到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绝不可能建立在新闻自由，而只可能建立在对新闻的严密控制之上。
20年后，当已经习惯于严密的新闻控制的各级党国官员，回想起赵在“六四”高潮中全面开放舆论的惊人决定，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将党国置于危险境地的自杀行为……
Y：让我们再回到原先的话题，那就是用赵紫阳的对话的方式，能否恢复秩序。在我看来这是“六四”中最值得探究的问题之一。事实上，邓小平在决定戒严之前，是让赵紫阳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学潮的，只是在赵紫阳无法恢复秩序之后，才最终决定动用武力。
X：赵的亚行讲话，受到各界的好评，并使学潮降温。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吗？
Y：赵的讲话，确实受到各界的好评，并暂时使学潮降温，但是，仅仅通过对话却无法使最激进的那批学生回到课堂。事实上，没过几天，最激进的那批学生就通过绝食和占据天安门广场的方式，轻松地使运动再次升级。
“民主和法制”当然是不错的理念，但什么是“法制”呢？在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一种解构性力量的冲击下陷入混乱时，当政者的责任就是通过运用一种理性的政府强制力来恢复法律秩序，一个当政者假如逃避了使用强制力来恢复法律秩序的责任，那么，关于“法制” 的言说，也就成了一种空谈……
X：你认为解决“六四”的问题，一定需要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吗？仅仅是理性的对话和温和的劝说还不够吗？而且，你认为赵紫阳逃避了使用强制力的责任吗？
Y：是的。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艰难的，但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内心确信的依然是这样的结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5年前马英九当市长的台北市政府是怎样强制驱散示威群众的。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陈水扁因背景不明的“3.19”枪击案，以微弱多数胜选。感到受到愚弄的国亲联盟在4月10日发动了30万人在总统府前进行了大示威。按规定抗议活动应在下午6点结束，但是，上千名激动的抗议者占据着总统府前的公共场所，直至晚上不肯离去。结果在台北市长马英九的主导下，从晚上10点30分开始，用警力强制驱散示威群众。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最终导致96人受伤（其中41名是民众，55名是警员），13人被捕。马英九还发表演讲，批评了不肯离去的抗议者使集会原本的诉求变得模糊，对于身上带有强力弹弓、美工刀、石头的涉嫌滋事者，马英九强调，将依据相关规定，将这些人移送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二点结论：
一是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一旦越出轨道之后，无法仅仅通过劝说和对话来恢复秩序。2004年的台湾人民比1989年的大陆人民，不管是在物质生活水平，还是文化和民主素养方面都要高出许多，而且，台湾的“4.10”大示威是由国民党、亲民党这样的成熟的政党组织的，集会结束后，组织抗议的国亲的领袖都出来呼吁民众离开，但依然有上千的群众不理睬他们。而“六四”的抗议规模和群众的激动程度都远远超过“4.10”示威，而像“高自联”这样的自发的临时组织，对群众行为的约束力也远远低于国亲。因而，希望仅仅通过对话和劝说来恢复秩序是不可能的。赵紫阳在知道镇压即将发生，自己也将被罢免总书记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到广场上来劝说学生，态度不可谓不诚恳，话语不可谓不感人，但没有人理睬他。是有一些学生喜滋滋地凑上来要和他合影留念，但没有一个人听从他的劝告，停止绝食，离开广场。
二是当政者必须承担起动用强制力来恢复公共秩序的责任，而不管他对抗议者的诉求究竟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在台湾的“4.10”大示威中，我们研究一下马英九的角色是很有启发性的。当时，马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是党内呼声最高的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他又是台北市的市长。在法定的示威时间过后，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马命令警察对占据公共场所的民众实行强制清场，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几十个民众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送往医院治疗。用我们的政治话语来说，马英九对自己的最热烈的支持者和对自己的政敌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实施了“血腥镇压”……
X：我也注意到了这事。马英九实行强制清场之后，在立法院受到二边的立法委员的批评。有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怪他残酷镇压，把民众打得头破血流，民进党的委员则批评他，办事拖杳，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公共秩序。但是，台湾的政治体制，当时毕竟已经完成了宪政民主化的转型，一种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中立的法律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并成为人们的共识，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认同和支持马英九的做法。
对大陆来说，问题则要麻烦得多，因为，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定公民在示威过程中的行为合法性的精确界限。同时，在党控制下的国家机器，也不是什么中立的强制力。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政府如何对待群众示威，完全取决于党国领袖对事件的定性，假如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那就是完全不能对其使用任何强制力；反之，假如定性为一种敌对势力的颠覆阴谋的话，那就可以对其实施专政，即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地动用暴力……
H：所以说，学生和强硬的保守派对运动的定性，看上去针锋相对，其实这一争论是在前宪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语境中进行的。当学生将学潮称为爱国民主运动时，就是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一种免于任何形式的强制的神圣性；而强硬派将其称为反革命动乱和暴乱时，则是为了获得无限度的暴力镇压的正当性。
但是，当学生自称是爱国民主运动时，就是将被抗议的对象看作是卖国的和专制的。对于一贯地玩这样的游戏的共产党来说，绝不可能乖乖地承认自己是卖国的和专制的，然后被一场革命无情地扫出历史舞台；而对学生来说，也绝不可能承认自己在制造反革命动乱，然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专政的对象。
双方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语境中，争夺对运动的定性权时，事实上正是在争夺对“人民”的代表权，争夺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即成为政治上的“主人”的权力。用科耶夫的话说，这种政治上追求单边承认的斗争，只有到一方屈服或者死亡时才会终结……
X：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游戏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语境中进行的，赵紫阳的处境要比马英九困难得多，假如他主导了马英九式的流血的强制清场的话，那么，他恐怕绝不会像马一样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
Y：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我们看到，在台湾“4.10”大示威的清场中，由于马英九面对的是自己的政治支持者，他采取的手段可以说是非常的谨慎和小心，但依然导致了近百人的受伤和十多人被捕。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赵紫阳出来主导马英九式的清场的话，那么，即便可以避免有人死亡，受伤和被捕的人数恐怕都会数倍（甚至数几十倍）于2004年的台湾。
更严峻的问题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在一种完全自发的舆论中，一个人不要说是主导了一场将几百人、上千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强制清场。他只要打伤了一个人，逮捕了一个人，他就是血案的制造者，就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1989年4月20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清场，将100多名学生强行带上公共汽车。当天晚上，各大学就贴出了《新华门血案》、《“4.20” 惨案》等大字报，要求“控诉暴行”、“惩办元凶”，立刻使学潮升级。）
因此，我们不难想像，假如赵紫阳挡在邓小平之前，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强制清场，他将会获得怎样的骂名。（人们对赵紫阳的痛恨恐怕会超过后来的李鹏，因为，李鹏毕竟有有着崇高威望的邓小平罩着，人们知道不是李鹏，而是邓小平才是开枪镇压的最后决策者。）
而且，赵紫阳和邓小平、胡耀邦一样，是前10年改革开放的主导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仅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且获得他们的爱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而现在要由他来做这么一件极大地伤害大多数人民的感情的事，使他由一个被爱戴者，变成被责骂者。这是他在情感上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更何况，他在改革中受到党内保守派的阻挠，他在民众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呼声中，感觉到了对自己的支持，现在，要由他来对自己的支持者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并落得个普遍的骂名。这对善于跟民众沟通和获得他们爱戴的赵紫阳来说，是他宁愿放弃总书记的权力，也绝不愿意去做的……
H：你认为，赵紫阳假如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清场，会留下普遍的骂名，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你看，朱熔基当时在上海，就用比较温和的强制力制止混乱，恢复了秩序，他的行为似乎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
Y：赵紫阳注定了不会有朱熔基的幸运。是的，“六四”镇压之后，上海的大学生走上街头，阻拦交通，表示抗议。朱熔基利用上海“工人民兵”的传统，组织工人纠察队制止学生，恢复了秩序。
赵紫阳当时面临的情势和朱熔基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北京是风暴的中心，当时，全国的最激进和最坚定的抗议者，都集中在北京，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因而，在北京恢复秩序要比上海艰难的多，要付出的代价也必然会大得多；其次，在北京已经完成武力镇压的情况下，上海出现的抗议事实上只是回光返照，能量有限，再加上海市民历来不像北京市民那么具有政治参与的激情，这就使得朱熔基恢复秩序变得容易；第三，也是朱熔基非但没有获得骂名，反而得到普遍认同的最关键的原因。因为，已经先有北京动用野战军镇压抗议者在先，并且，假如朱熔基不能快速恢复秩序的话，在当时的情势下，上海也必将被军管。在这样的对比之下，针对朱熔基所采取的温和的强制措施，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强制的一面，而是它的温和的一面。人们感谢他使上海避免了开枪镇压和军管。
所以说，朱熔基所面对的情势中所包含的幸运，是赵紫阳所不可能拥有的，假如他来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清场的话，他将无法逃脱人们普遍的责骂。
X：刚才，你分析了赵紫阳在“六四”中的行为，认为仅仅依靠对话，而不使用强制力，将无法恢复秩序。我们暂且承认这种说法中包含着几分道理，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察看一下强硬派的行为，恢复秩序需要的是适度和理性的强制力，强硬派动用野战军开枪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引发了流血惨案和全球性的谴责，同时封杀了中国政治体制宪政化和民主化转型的可能……
Y：确实由邓小平和中共元老主导的开枪镇压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如何评价这一行为，构成了理解“六四”的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最复杂的问题，因为，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对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X：站在宪政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这无疑是一件惊心动魄的血腥罪行。因为在这一价值立场上看，公民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政府的权力得以存在的理由，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个体的生命是一次性的，死了不能复生，而一届政府倒台之后还可以重建。而且，公民的多数意志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政府。现在，一个政府居然调动野战军，开枪镇压和平请愿的公民。那么，简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典型和更过份的违宪行为了。一个政府只要做出一次这样的行为，就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专制政府，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长期生活在宪政民主传统中的公民，从电视上看到北京政府动用坦克对付民众时，会产生怎样的厌恶和愤怒，他们认定这是一个非法的和邪恶的行为。
Y：你谈到了政治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所有的合法性归根到底都是通过某种政治哲学和基于这种政治哲学的现实的政治传统构建起来的。在宪政民主主义的语境中，无疑这一镇压行为是恶性违宪的；但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语境中，这一行为则变得顺理成章。
在后者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传统中，党自称代表人民垄断着社会中的全部暴力工具，党又将认定敌人，使用暴力的权力交给自己的最高领袖，因此，当邓小平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判定党国处在危险中时，他动用军队来保卫党国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党国建国40来的政治传统。相反，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和毛泽东相比，在使用暴力上，他已经谨慎和节制得多。一开始，他也希望以不开枪的方式实施戒严，在开枪之前，他通过电视和广播反复告诫阻挡军队的人离开，对于那些坚持不听劝告的人，他认为有理由认定是党国的危险和坚定的敌人，对于这些人，不管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哲学，还是几十年共产党政治的习惯和传统，都赋予了他对其实行“专政”的权力。
所有关于“六四”镇压违宪和使政府丧失合法性的批评，都源于宪政民主主义的价值标准，但是，问题在于宪政民主在中国仅仅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理想，而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中国的现实政治始终处在前宪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逻辑之中。
通过向西方学习，认同了宪政民主价值的“六四”精英，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基本界限。这种致命的混淆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柴玲在天安门广场上称，她期待着流血事件的发生，因为，这可以使人们放弃对中共政府的幻想，从而促使它垮台。事实上，在“六四”镇压之后，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大多认为中共政府会很快垮台，乐观的认为它撑不过几个月，悲观的也认为至多三、五年。
“六四”精英对这一问题的估计，就像其政治价值观一样，受到西方大众的感染。对于生活在民主传统中的西方民众来说，一个得罪了大众的政府必定垮台，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在中国从来也没有实现过民主制，对于前宪政的中国政治来说，每一个政府的权力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武力征服。所以，在一个选票不起作用的地方，人民的喜爱和认同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服从。这种服从假如不能通过对权威的崇敬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只能通过对权威的恐惧建立起来。
X：也许，就如你说的，按共产党的专政理论来衡量，邓小平所做的都是“合理” 的，因为，在这儿，不存在什么警察和国防军的本质区分，他们都是党用来实现自身目标的暴力工具，也无所谓“违宪”和“不合法”的问题，因为，就像列宁所定义的，“专政”的本质就是党按自己的意志超越一切法律的束缚来使用暴力。
问题在于，这种专政理论事实上赋予了党的领袖无法无天，滥用暴力的权力，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人权灾难（在中国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之后，到1989年还有多少人信服这种理论。事实上，经过邓小平自己倡导的10年改革开放，包括专政理论在内的共产主义政治哲学，基本上已经不再被大陆的中国人所信奉。（连邓小平自己也羞羞答答地说：专政我们不说，但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用。）
另一方面，以保护个体人权为目标的宪政民主的价值观，绝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越来越成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在内的普世性的价值共识，近30年来，中国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进步，无不源于这种价值共识的逐渐形成。
所以，在评价一个政治家所作出的政治行为时，无疑不应该以专政理论，而应该以宪政民主主义作为价值标准。因为，前者可以为任何最蛮横的血腥暴行辩护，而后者才可能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
Y：我承认在列宁的专政理论不再应该成为价值标准的问题上，你说的是对的。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官方的政治话语中，人权理念也越来越替代专政理论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尽管专政理念依然没有被党正式放弃，但党的新一代领袖假如认为自己还可以像毛泽东那样无法无天地使用暴力的话，那就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感。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逐步地接受以保护个体的人权作为基本价值的宪政民主主义作为“道统”，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的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种危险性，那就是简单地将西方成功国家发展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范式机械地要求中国立刻加以模仿，以及简单地模仿在民主政治中已经生活了几个世代的西方公民的情感态度，来批评中国的政治。那么，这种由于简单的祟拜而导致的政治文化上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就是，可能导致现实政治秩序的失范，乃至国家的崩溃。
所以，衡量中国政治进步的标准，不是看一个政治行为是否合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或政治家的好恶，而是，看其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一种保护个体权利的政治制度的生长……
X：好的，即便我认同你的这一标准的话，那么，难道能说邓小平的开枪镇压，有利于一种保护个体权利的政治制度的生成吗？
Y：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是复杂的和多义的。“六四”的开枪镇压，为中共此后20年的威权统治起了奠基作用，在这一体制下，个体的某些权利，如选举权、结社自由和表达自由等权利被剥夺和压抑了；而另一些权利，如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免于其他公民的伤害等权利的保障，则得到了制度化的发展。
X：即便是威权统治，难道就一定要开枪镇压吗？赵紫阳在当时也是主张权威主义的，相比之下，不是赵紫阳式的威权主义更加开明和人性化吗？而且，你所说的“六四”镇压为威权体制尊基的说法也十分可疑，大多数人在“六四”镇压后，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对共产党的认同。
Y：所有的理论辩护都是事后发生的。镇压这一行为，首先是源于元老们最强烈和最原始的政治本能，这些党国的创始者们，当他们看到自己用暴力战胜各种敌人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再次被反对派的力量所摇撼时，特别是学运积极分子的种种虚荣自负，激发起了这些“老战士”和自己政治上的敌人再次进行生死决战的坚定意志。而这样的政治上的生死决战，正是这些“职业革命家”终身从事，因而最为得心应手的事情。
89年5月26日，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的讲话，集中地反映出元老们在“六四”时对情势的判断。平时，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元老一直处在对邓的改革路线的反对和抵制之中，而这次陈云首次提出要求大家“团结在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党中央周围。（“头子”这一用词，相当有意味，文革中人们叫惯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陈云此时，一方面理智上知道党国处于危急之中，因而必须确立一个独裁的权威，另一方面，情感上又绝不愿意将人们原先赋予毛泽东的那种神圣的权威赋予邓小平，所以，将汉语中带有贬意的，和“土匪头子”和“黑帮头子”连用的“头子”这一桂冠，赠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则顺势将“头子”改为“核心”，将这一桂冠戴在了自己头上。）
而且，陈云在讲话前，一一询问在座的“老战士”们，在革命中家里都死了什么人，最后，在讲话中将党国的存亡和2000多万先烈的人头联系在一起。
从“鲜血”、“人头”、“江山”这些词汇，以及将自己的政敌尊为“头子”的政治姿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元老们准备进行生死决战……
X：你所描述的只是镇压的发生学过程，并不能说明镇压是合理的。相反，老一代们血腥的经验和记忆，常常成为政治进步的障碍。
Y：什么是合理呢？按照某种解释，一个人的行为合乎自己的利益，并且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作出正确的预见就是合理的。“杀20万人，保20年太平”这句话至今都无法考证是谁先提出来的，但是，它确实反映了当时强硬派所下的真实的政治决心，和对政治情势的判断。现在看来，他们所杀的人远远少于20万，所保住的太平则超过了20年，因而，从某种政治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镇压行为对镇压的主体来看是合理的，甚至其收益超出了原先的预期。
在这一点上，你原先的分析是正确的。“4.26”社论的发布、“5.19”宣布戒严、“6.4”开枪镇压是政府压迫群众抗议运动的不断升级的三个转折点，这三次都使当时大多数民众对政府的不认同，尤其是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共政府的不认同升级。
但是，一个前宪政的专政政权，和一个民主政权完全不同，它归根结蒂不是建立在民众是否喜欢和认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民众在行为上是否服从的基础上，民众的服从理由，又如我前面所说的，要么是出于崇敬，要么是出于恐惧。在这一点上作为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的马基雅维里曾经指出：一个明智的君主应该将自己的权力建基在他人的恐惧心，而不是他人的崇敬心之上，因为，前者是有权者可以操控的，而后者则取决于民众的自由意志。因而，一个政权假如建基在后者的基础上，那将是十分脆弱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强硬派不断升级的压制措施下，虽然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时有所激发，但是，由于失去了自由的幻想，（绝大多数民众抵抗军队的勇气都是建立在军人不会向他们开枪的假设之上），最后出于恐惧的服从被强制性地又一次确立起来。
任何一种前宪政的政权，归根结蒂都是建立在暴力征服的基础上的。所有的意识形态也只有依凭这种暴力强制才能存活。但是，一个专政政权建立的时间长久了，意识形态的这种依赖暴力存在的特征往往被淡忘了，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喜欢这样的故事：统治者只是依凭某种天理来统治，而被统治者则是依凭某种天理来服从。
1980年代末的中国，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碎了，那么，在新的条件下，政治上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应该如何再次确立起来呢？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之间的核心区别之所在。胡赵在10年的改革开放中赢得了民众的敬爱和很高的威望，这使得他们产生了这样的自信，一个合法的政权必须建立在民众的发自真心的喜爱和拥护的基础上，并且相信只要自己以周公吐哺之心，真诚地和民众对话，就必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而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阅历，显然，更深刻地领悟到马基雅维利所揭示的真理。事实上，在主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所获得的民众的敬爱和威望要更高于胡赵。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人的爱戴，每个人都会因获得这种爱戴而快乐，因失去这种爱戴而痛苦，邓小平也不会例外。但是，他的政治本能告诉他：绝不能将整个政权的基础，建立在这种变幻不定的民众的尊敬和喜爱的感情之上。相反，为了整个党国的根基不被动摇，他愿意孤独地去承受失去人民爱戴的痛苦。
在完全和人民进行真诚对话的基础上，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可能获得人民基于自由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无疑，邓小平和胡赵有着不同的认知。曾经直接指挥几十万大军和国民党进行生死决战，并且作为反右的“敌前总指挥”的邓小平，他的最直接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即便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如日中升的时候，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依靠人民的喜爱，而是依凭血战才夺取了政权，只是夺取政权之后，才反过来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制灌输给全体人民；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经过长期的党化教育，并且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如此严密的情况下，一旦给人们以言说的自由，大量的“右派”立刻跳出来，希望摆脱共产党的统治；那么，在1980年代末，在共产主义实验在全球的失败已成定局，而中共又铸成“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错的情况下，希望人民完全自愿地拥护共产党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其他元老将问题想得更为严峻，据说陈云有一个内部讲话，大意是我们退不下来，因为，我们杀的人太多了，人民不可能原谅我们。也就是说，在给人民以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不要说拥护党的统治，就是希望不受清算地和平下台也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是，一党专政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不管统治者以往是否犯过错误，根据人性，希望全体人民完全自愿地服从一个政党的绝对权力是不可能的。
而另一方面，从现实政治的逻辑来看，在宪政民主制度建立的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党的路线的转变，并实行一党执政下的威权体制作为过渡，不失为一种代价较小的政治转型方式。在建立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的问题上，在1980年代，邓小平和赵紫阳拥有共识，但是在如何建成这一体制的具体方式和路径上，二人的思路则截然不同。
赵的做法是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智囊公开宣扬权威主义，另一方面，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和民众发生分歧时，则希望通过让步和对话的方式来寻求共识。而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认为权威主义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作为公开的意识形态，邓认为传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比“权威主义”更易让人接受，统治者希望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喜欢“权威主义”完全是不理解人性的一厢情愿（而对长期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主人翁教育和平等教育的大众宣扬权威主义则更容易激起普遍的反感）；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邓宣布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将其作为不能讨论的绝对戒律。
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四项原则”是党国的基石；另一方面，基于他对人性的理解，他意识到人民不可能自愿地接受这“四项原则”。 因此，这“四项原则”必须以不容置辩的方式，用党掌控的全部暴力工具来加以捍卫。
总之，在赵紫阳和胡耀邦热衷于通过真诚的对话来获得人民的认同时，邓小平对此从根本上不抱有任何幻想，将“党的领导”作为一个可以反思的命题和人民进行自由的争辩，必然导致它的彻底崩溃。这一作为党国基石的第一戒律，归根结蒂不是可以通过言词来争辩的，而只能通过坦克和子弹来加以确立。这就是邓小平所理解的“权威主义”。
所以，历史的吊诡在于，赵紫阳所倡导的“权威主义”，恰恰是在他自己被罢免，他所竭力阻止的开枪镇压发生之后，才真正地确立起来。正是通过向亿万人民展示了自己敢于杀人的坚定的统治意志，邓小平和共产党才借助恐惧的力量，再次重建起自己在10年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运动中被逐渐削弱和瓦解的政治权威……
X：20年前，当人们听到军队真的向群众开枪后的那种震撼感，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人们的这种惊讶和震撼，不仅仅由于，这样的事在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它也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哲学，“人民”是神圣的，“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因此，毛泽东在进行政治斗争时，十分注意发动群众，总是将自己的政敌置于“一小撮”少数派的位置。在他晚年处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时，也只是用了民兵，用了棍子而已。也正是因为这点，许多人死也想不通，经过改革开放后，变得更为文明和开放的共产党，居然会用比毛泽东更凶残的方式来镇压群众运动。
Y：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的最高领袖的个性上的差异，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他拥有鼓动群众使之颠狂的个人魅力，他在精神上、审美上陶醉于自己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中，并将之看作是政治合法性的终极基础；而邓小平本质上是个官僚主义者（韦伯意义上的），他没有直接蛊惑人民的精神魅力，却拥有熟练地驾驭行政机构和军队来控制局面的精明强干，因此，在他看来，政治的终极本质不在于通过广场效应来创造和亿万人民的当下的共通感，而在于如何通过有效地操控行政机构和军队，来创造一种生产力有可能在其中得到发展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而依凭他几十年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打交道的经验，他倾向于认为群众并不真正知道合乎他们利益的政治秩序是怎样的，这种秩序归根到底只可能由政治精英强加给人民。
另一方面，更主要地，这是由当时的政治情势决定的。通过10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相比，已经失去了在精神上驾驭人民的能力，军队是其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让群众运动突破这道防线，整个党国就会崩溃。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极权体制和威权体制的差异之所在，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说，历史的某些方面的进步，总是以另一些方面的退步为价代的。在用威权体制替代极权体制的过程中，在给个体以更多的自由空间，以及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法律秩序方面，它是进步的；但是，威权体制失去了极权体制那种用故事使人民充满希望的能力，它的权威本质上只能建立在赤裸裸的让人民因恐惧而服从的基础上。
确实，就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在“6.4”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通过不断升级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以及不断开放的媒体的报道，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广场效应，整个民族在自由的情形下，形成了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共通感，一种高峰体验。谁都不会怀疑，这就是政治教科书中告诉我们的“神圣的人民”，邓小平所下令进行的开枪镇压，就是对处于政治激情中的中国人民的当头棒喝。
一个自称是“人民儿子”的政治家，指挥一支“人民的军队”，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开枪镇压自己的人民，并且，正是这个镇压人民的政府，在此后的20年中居然安然地生存下来，还率领整个中国社会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一令人惊悚和震撼的事件究竟是如何可能发生的呢？
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中，也许能看出邓小平对“群众”的真实心态，那是1980年代后期的一个下午，我在江南一个城市的公园里游玩时，突然发现邓小平来了，群众一看见他立刻热情地鼓起掌来。然而，我看到邓小平脸上的表情是一片茫然和漠然，几乎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件事在当时使我颇为愕然，但事后想想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就以共产的名义发动群众起来革当权者的命，直到晚年才发现这场革命的意义变得十分可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不是发动群众革自己同事的命，就是自己被群众当作革命的对象。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以及在此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对象。
面对一会儿朝他高喊“打倒”，一会儿又欢呼“万岁”的人民，他实在不能不感到茫然和不知如何真诚地加以应对。即便他没有研读过群体心理学对乌合之众的描述，依凭他自己几十年和群众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他无疑比常人都更深地洞察到群体的变化无常、短视、非理性和狂热等特征。所以，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一个全国性的广场效应形成之后，当无数的人受到这一磁场的吸引，想要通过表态来融合其中时，在许多人看来代表着神圣的人民意志的“广场”，在邓看来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罢了。
依凭自己的政治洞察力，他依稀辨别出在这一场景中，多少人有着坚定和明确的政治诉求，多少人只是简单地渲泄情绪和从众起哄，以及究竟需要怎样的外部诱导和多大的强制性压力才足以遏制广场效应的进一步扩展和改变群众激情的指向。他没有被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的表象唬住，而是，洞察到1980年代末的民众的真实而又矛盾的心灵：一方面，从情感上看，革命的文化基因依然残留在人民的心中，人们渴望在打倒权威的呐喊和挣脱束缚的欢呼中，将自我融合和陶醉在汪洋大海般的群体之中；而另一方面，人们在理智上，又希望摆脱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带来的动荡和伤害，希望尽快地过上一种富裕和安宁的生活。
正是这一切，使得“六四”的开枪镇压成为可能。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提到“六四”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精神内涵是多义和丰富的，而相对于它的每一种不同的内涵，镇压相应地也呈现出自己不同的意义。对于严肃地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群体来说，“六四”镇压是对他们要求的粗暴打击；对于想在政治运动中寻求力必多释放的青年来说，镇压则是严厉的警告，要求他们将自己的浪漫激情投放到政治之外的领域。
“六四”镇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它是对早熟的民主化要求的粗暴扼杀， 另一方面，它又是从极权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从后者的意义上说，它终结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革命传统。在前面的对话中，我们曾经提及，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直到1966的“文化大革命”，塑成了中国现代政治中的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将三样东西神圣化：一是它将造反的激情和英勇的斗争精神神圣化；二是将青春的热情和理想神圣化；三是将形成了广场效应的群众运动神圣化。在“六四”中，正是由于这三种“神圣的”要素都已齐备了，才使整个民族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高潮。
而“六四”镇压，则通过向陶醉在高潮中的人民加以当头棒喝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三种要素的去神圣化，从而使时代精神发生了急剧的转向。事后，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对话中提出了“告别革命”的思想，事实上，正是“六四”镇压彻底颠覆了极左革命的各种精神传统，从而，完成了这种“告别”。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最大的反革命。
在“六四”镇压之后，经过二年多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又发表了“南巡讲话”。假如说“六四”镇压是对人民参与政治革命的激情的当头棒喝的话，那么，“南巡讲话”则是对人民追求财富的热情的激发和诱导，可以说，它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狂飚突进运动。通过这二件事，邓小平彻底完成了时代精神的逆转，和对一种新体制的构建。
确实，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邓小平是走一步看一步，并不清晰地知道，要将整个中国引向何方，但是，经过这二件事之后，一个被刻上了鲜明的邓小平印记的威权体制终于形成了，并在此后的20年间在他继承者的手中逐渐固化。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在政治上确保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尤其是确保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经济上则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在这一体制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20年后，再回过头去看，我们清晰地看到，“六四”的开枪镇压，在这一邓记威权体制的确立过程中，所起的奠基作用。1980年代末，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全球性危机，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土崩瓦解之际，通过这一镇压，党再次完成了对人民的暴力征服，依凭恐惧的力量重新确立起自己的政治权威。同时，通过这一镇压，也完成了对人民精神上的训诫。依凭暴力征服，替代原先的共产主义，一种党率领人民追求富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新的意识形态被营建起来。
X：假如真的如你所说，“六四”镇压在构成威权体制，也就是执政党自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奠基作用的话，那么，在每年的6月4日，党都应该召开大会，庆祝自己的胜利才对，怎么会对此如此地讳莫如深，害怕任何人提及呢？
Y：就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所揭示的，在每个现实的国家和政权的确立过程中都包含着某些血腥的秘密。暴力的某种使用方式，对一个政权的确立来说，是必要的和奠基性的，但是，从道德上看，它又是令人厌恶的。因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政权不能向大众公开的秘密。这对民主政权来说也不例外，对专制国家则更是如此。而“六四”的开枪镇压，对所有在这个威权体制的上层享受好处的人，是一个必须共同遵循的奠基性的秘密，一种必须共同担当的罪。顺便说一句，邓小平之所以将杨家将逐出军队，就是因为杨家人似乎表现出了这么一种倾向，他们享受着这个体制带来的好处，却竭力洗刷自己在这一体制确立过程中所犯下的奠基性的罪。
X：一个传统的专制君主可以公开庆祝自己杀戮敌人的军事胜利；一个民主国家，比如美国，也可以对自己曾经屠杀印第安人的罪和现在虐待战俘的罪，公开地加以反思和忏悔。中共无法公开面对自己的“六四”镇压，在我看来，是由于这么一种政治情势造成的，在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性共识的情况下，一党专政的使用暴力的逻辑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同，让人民看清楚党是以什么逻辑使用暴力的，只可能使人民增加对这个政权的反感和憎恶。
而且，就如你所说的，“六四”对人民的直接开枪镇压，不仅仅违背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伦理，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伦理。前者是大多数人民的人心所向，后者是执政党至今不敢放弃的自认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主导下的“六四”镇压是对这二种政治哲学所构筑的政治伦理的双重背叛，这才是镇压的主导者和得益者们对这一事件讳莫如深和竭力摆脱干系的原因。
确实，发现共产主义已经破产的共产党，发现革命已经给人民带来灾难的革命领袖，想要紧握权力继续统治下去，只能按照威权主义的逻辑来使用手中的暴力。但是，这一事实不但违背了大多数人心中的道德准则，而且违背了党自己宣称的政治伦理。这就使得这个政权不得不陷入严重的精神分裂之中，在自欺伪善和专制腐败的泥坑里沉沦得越来越深。
是的，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需要依凭暴力，但是，对一个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国家来说，它是在令全体公民信服的法理逻辑下使用暴力的，不错，当政者在具体使用暴力时也总是会犯下违背法理和道德的罪错，但是，在一种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它们会得到不断的揭露和纠正。正是通过对这些罪错的公开的检讨和反思，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伦理才得以建立起来。
法律在训诫个体行为时，也需要暴力强制做为后盾，但是，这种强制只有完全出于法理，才可能在规训个体的外部行为的同时，塑造出个体对各种社会规戒的自觉认同，塑造出个体的公民教养。而在“六四”的开枪镇压中，人民受到的不是一种基于法理的强制力的训诫，而是被一种赤裸裸的强权所征服。
恰恰是在对自由的向往达到炽烈的高潮的时候，杀人的枪声响了。整个民族在“六四”镇压中受到的精神上的重伤巨创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出于恐惧而不得不服从自己不认同的强权的过程中，个人的尊严被彻底粉碎了。“六四” 镇压和此后的清洗运动，是党对它感到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民族所作的一次阉割手术，整个民族中在精神上最敏感、最活跃、最倔犟、最不安分的部分被割除了，抛弃在荒野中，而留下来的失去了精神的肉身，则开始痴肥地长膘。
回顾现代政治史，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极权主义政党征服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多少年就会来一次的一系列阉割手术中的最近的一次。从反右的“敌前总指挥”，到“六四”镇压和清洗的主导者，可以说，在邓小平丰富复杂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就是从事这样的阉割手术的，胆大心细，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他能够精准地辨别出为了保持党对整个民族的有效控制，它的机体上的哪些部分必须割除，哪些组织则可以保留，然后，抓住有利时机，冷静果断地加以快速割除。
人民再次被强权驯服了。是的，在青年一代中，红卫兵式的想要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虚妄自负的精神被铲除了，与此同时，自由地追求真理的热情；形而上学的兴趣；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正义感和勇气；对他者的基本信任与爱感……，总之，使一个人格保持其高贵性的所有最核心的精神要素都被铲除了。我们在1980年代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一代人，看到在“六四”镇压后出来的一批批年轻人，在如何操控世界的技能方面进步得如此之快，而在最核心的精神价值方面却如此虚空和粗陋，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种族……
确实，如你所说，“六四”镇压在一个威权体制的确立过程中起了某种奠基性的作用，但是，它却远不能真正地终结极左革命。相反，一方面由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的普遍腐败和贫富差异加剧的现实；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自身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的歌颂来不断增加人们的“红色记忆”。执政党似乎正在不遗余力地为一场新的革命准备着条件。
建立在纯粹的暴力强制基础上的威权统治从来都是不稳定的，将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建立在威权之上，犹如将高楼建立在浮沙之上……
Y：我们这些生活在威权体制中的人，也时时体会到人们为这一体制所支付的代价。别的不说，就是在每天都必须重复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套话中，任何一个还残留一些自主性的人，都会感到个性被磨灭的焦灼。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20年前的中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家创新的力量其实是极其有限的，他不得不受制于现实，受制于自己在其中生长的政治传统，事实上，他的力量也就来源于这些传统，一旦完全背弃传统，他也就失去了力量。
从这种角度看，邓小平和跟他在同一种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政治家相比，总体上看，还是做得相当不错。也许，在和他的后继者相比时，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他从革命传统中汲取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传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反思能力；和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他在一种被给予的受限的环境中，经营着自己的权力和政治利益，但是，他同时懂得尊重民众真实的需要；无疑，给予他力量的那种传统，也限制了他的眼界和思路，但是，终其一生，直至晚年，他对复杂的政治情势，依然有着比年轻一辈的政治家更深的洞察力。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10多年，是邓小平主导中国政治走向的时期，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我们其实有许多选择。我们可以，像金正日统治下的北朝鲜一样，利用现代技术，继续走强化极权主义的道路；也可能由于急剧的政治转型而陷入一种动荡不定的劣质的民主政治，甚至像前苏联或前南斯拉夫一样陷入国家分裂的境地。最后，我们选择的是一条在威权体制下高速发展经济的道路。
无疑，和在优质民主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相比，这是一条代价很大的较次的发展道路，即便是和劣质民主制下的经济低速增长相比，也各有千秋。但是，和以前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劣中之劣的发展模式相比，它毕竟不再是最劣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一发展模式使中国摆脱闭关自守，而开始走上一条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道路。经济领域里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为政治和精神领域将要发生的变革准备了条件。
威权体制从来都只是一个过渡，在它的内部，每时每刻地都在生长出扬弃它自身的各种因素。
X：但是，威权体制也同时在每时每刻地打压和扼杀各种可能替代它的创造性因素的生长。从威权体制并不一定能顺利地过渡到宪政民主体制，对一个依然抱有极权主义信念的后极权体制来说则更是如此。
确实，现在和20年前不一样了。假如说，20年前政治民主化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的话，那么，现在它则越来越成为民众的迫切要求。随着大多数民众的价值观的改变，他们对“六四”的评价也在改变。
“六四”镇压这一事件，对于威权体制的确立，甚至，如你所说，对于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型，对于一种基于恐惧而服从的政治秩序的建立，是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但是，在一种新的，基于公民对当政者的法理认同的政治秩序中，它立刻成为执政党的巨大的政治包袱，成为其向宪政民主政体转型的巨大障碍和负面资产。对威权主义来说，具有奠基性价值的东西，在宪政民主主义看来，则恰恰成为一种无法容忍的罪恶。
你说，在威权体制下一切都依然在生长，也许，那些属于经验领域的事物，用二只眼睛能够看到的事物：GDP、楼房、收入，包括人们的学位、知识和每天获取的信息都在增长，但是，那属于一个人格的最核心的东西，却停止了生长。
在这儿，需要借用伟大的德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其代表作《锡皮鼓》中所创造的象征：奥斯卡。在德国极权主义运动的狂潮中，奥斯卡在13岁时，他的身体停止了生长，一直到整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瓦解之后，在某一天，他才又重新开始了成长。格拉斯用身体这个二只眼睛看得见的现象作为象征，启示人们去思考极权主义怎样使人格中最核心的精神性因素停止了生长。（中国作家余世存用“类人孩”这个概念，来指极权社会中的个体，虽在生理上已长大成人，但在精神上仍停留在幼儿状态，某种意义上更为准确，只是，他只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外在的批判和嘲讽，没有去揭示、去同情地理解，一个个体人格在普遍的极权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不得不停止生长和拒绝生长的内在的悲剧性的创痛。）
在毛泽东时代，经过各种暴风骤雨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们在精神上完全地被幼儿化了。改革开放后，整个民族开始了缓慢和艰难的精神上的生长，但是，只成长了10年，就超出了党的容忍限度。“六四”镇压，将这种生长再次冻结起来。因此，整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成熟程度就停滞在了“10岁”幼儿的水平上。
我现在企盼着有这么一种拯救性的力量，一个转折性的事件，使我们民族能够重新恢复精神上的生长。但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信奉新极权主义的新一代党国领袖，唯恐公民长大，而进行的更加全面和无微不至的精神控制……
Y：一种威权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和个体的精神成长总是处在悲剧性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导致的代价之大，也使我常常设想，在20年前，中国政治的走向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看到这次“六四”20周年纪念中，许多人都在反思和批评一些学运积极分子的做法，认为只要他们更理性一些，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不搞绝食，或尽早主动领导学生离开广场。就有可能避免镇压，从而保留住这次运动的一些胜利果实。在我看来，这样的设想是不真实的，在一场自发的不断升级的群众运动中，学运积极分子正是由于其激进和自负的表演性姿态，才可能占据广场的中心，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形成了广场效应的群众运动，自有其选择和淘汰领袖人物的逻辑和机制，因此，任何试图要求处于激情中的群体后退而不是前进的所谓理性的要求，都不可能取得现实的领导权，而只可能使提出这种要求的人被运动所摒弃。
就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只有二个人，他们的行为，才有可能改变20年前中国政治的现实走向。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假如说，邓小平由于自己的处境和个性，最终采取铁腕镇压来捍卫一党专政的立场很难改变的话，那么，真正有可能使更好的可能性发生的，只有赵紫阳。
当然，赵紫阳的选择余地同样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他一开始就能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秩序的失范最后打击的不是保守派而是改革派，在运动一开始就加以节制，或者在秩序失范之初，就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清场来恢复秩序，那么，他将依然保持对党的领导权。“六四”镇压后，对改革派的全面清洗就不会发生。他就有可能在对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对政治体制进行稳妥和渐进的宪政民主化方向的改革。这样的话，中国的改革就有可能走上一条经济的增长和精神的生长相均衡的更为良性的道路。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赵紫阳似乎认为运动的升级可以冲击保守派，因而，
完全放下自己维系基本秩序的责任，任由抗议的大火烧向整个制度的根基，烧向最后的决策者邓小平。问题在于赵紫阳并没有真的准备领导民众进行一场改变根本制度的颜色革命，他想要实施的依然只是一党执政下的威权政治。但他又不想担当威权政治的领袖用暴力维系秩序的责任，以及由这种责任所引发的无可避免的罪。
无疑在这样的情形下，赵紫阳的行为引起了党内元老的巨大恐慌，也更加坚定了邓小平通过武力镇压来重建权威的决心。同时，也正是赵紫阳的行为，使邓小平深受刺激，最终接受了江泽民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同时，隔代指定了胡锦涛这个接班人。因为，江泽民在众人唾骂中，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严厉，以及胡锦涛在西藏镇压中，头带钢盔，冲在第一线的果敢，使邓小平相信一旦党国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这二个人将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清誉，而不敢担当血腥的镇压之罪。
显然，邓小平知道，作为党的最高领袖，需要许多素养。他以往更看重的领袖素养是开放意识和能够主导改革大局的能力。但是，“六四”的发生和赵的表现，使邓小平痛苦和清醒地意识到：在党的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和崩坏的时代里，要维系党国的续存，党的最高领袖的最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品格，还是在万人唾骂之下，敢于担当血腥的杀人之罪的坚定意志。和这一最核心的品格相比，其他的素养都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因为，假如说其他品格决定着他能不能领导着党向更具现代性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这一品格则决定着他能否保住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党本身的生存。
X：但是，谁会在一个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土崩瓦解之际，宁愿担当如此血腥和危险的杀人之罪，都要去维系党的统治呢？想起来主要有这么二种可能：一是他通过党权获得了如此巨大和非法的私人利益，一旦失去权力非但利益遭损，而且面临着被清算的风险，这样尽管他自己也不再相信党的意识形态，但为了自己和家族的私利，愿意誓死捍卫党的统治；另一种可能则是，他将自己的建立在剥夺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单边的政治利益自欺地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以一种鸵鸟般的顽强，坚持从党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视域中来看整个世界，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视域中，党的敌人就是不属于人类的豺狼和恶魔，因此，用暴力将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就不再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
这二种人也许都并不符合邓小平心中的理想，但是，却是敢于杀人的那些人中最常见的二种类型。
Y：确实，人处在一种绝对自圣的幻觉中，或者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免受损害时，比较容易地就可以下杀人的决心。但是，当一个人在道德上清醒地认识到用暴力强制他人的行为和剥夺他人的生命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罪，同时，他又不想通过犯这种罪来追求自己和家族的私利时，那么，他往往就失去了使用暴力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人也就失去了成为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的资格。因为，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的决策系统中，面对不断的民众的抗议，要不要使用暴力和以怎样的方式使用暴力的请示，会源源不断地送到最高领袖的手中，等待着他下最后的决心。
也许，在私人品德上，邓小平更欣赏的是赵紫阳，而不是江泽民。但是，为党国选择最高领袖的标准，和选择圣人，或者私人朋友的标准大相径庭。
假如，真的存在一种理想型的威权领袖的品格的话，那么，也许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他绝不应陷入丝毫的道德上的自圣之中，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权力的世俗性、有限性和可错性；他绝不应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忌妒心和虚荣心，因为掩饰自己已经犯下的巨大的罪错来使用暴力；但是，当为了维持必要的政治秩序，而不得不使用暴力时，则在明知暴力的危险性，和它的后果的血腥性的前提下，他应该在众人的责骂之下，默默地承担起必须由自己承担的罪。
就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假如赵紫阳挡在邓小平前面，主导一场马英九式的清场的话，那么，他将难以避免被民众和知识分子责骂的命运。考虑到赵长期以来从事的是领导经济改革的工作，使用暴力的最后决定权始终掌握在邓的手中，以及赵对自己名誉的珍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太过艰难的选择。但是，现在看来，这几乎是20年前，中国政治走向更优选择的惟一机会。
X：权力，尤其是血腥的暴力的使用，太容易腐蚀一个人的心智和个性了。赵之所以愿意排除万难，坚持改革，就是因为他跟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有着互动，受到人们的爱戴。一旦这种沟通和爱戴变成了责骂和怨恨，那么，还有什么动力支撑他继续坚持艰难和危险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这样做，他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但是，当他执掌到一种处在众人责骂和极度不信任之中的最高权力时，难道最可能发生的事，不是用这种权力为自己的家族谋求私利，或者用最稳妥的方法守住权力，享受权力带来的尊荣吗？
也就是说，在他主导镇压知识分子的抗议时，在人们的一片责骂声中，他内心的理想的火焰难道不是很快就会熄灭，从而很容易地堕落成，为了权力什么都愿意干的人吗？
Y：从人的本性来看，这确实是最容易，最自然而然地会发生的事。因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品格中，需要某种非凡的素养。这让我想到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一著名演讲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在政治的领域中，希望用纯然美好的手段去实现理想，只是一种无法达到的梦想。用让•保罗•萨特的话说，在现实政治中，人不可能不搞脏自己的手。在一种前宪政的政治，极权政治中则更是如此。
但是，这一事实，又绝不能成为一个从政者不讲政治伦理的借口，韦伯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了和心志伦理相对应的责任伦理的概念。一个从政者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他人的伤害和伤害别人，但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以政治为志业的人，不应该被自己的创伤和罪恶所压垮，而应该始终抱着这样的希望，并顽强地坚持着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些。
在这儿，我想到了邓小平，他的一生都处在中国政治的湍急的旋涡之中，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更是处在这一旋涡的中心。他无数次受到政治的重创，也因为政治伤害过无数的人。在他穿越动荡和血腥的现当代中国史的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真是伤痕累累，同时也是罪错累累。但是，他的心智和灵魂没有被这些沉重的创伤和罪错所腐蚀和压垮，心中始终抱有着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的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主导“六四”镇压之后，在全世界的责骂之下，在无数谄媚者的包围之下，他没有自然而然地蜕化为金正日、卡斯特罗式的人物，在孤独地舔好自己的伤口之后，发出了一生政治生涯最后的“天鹅绝唱”，通过“南巡讲话”将整个中国再一次推上了和世界接轨的开放和改革的轨道。
无疑，邓小平对什么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理解，始终受到他自己的经验和个性的局限，但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一个真正“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所应当具有的那种品格，使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不仅仅和其同时代的政治家，而且和众多后辈政治家相比，都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X：正如老子所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宪政民主政体将使用暴力的权力，交付给一架按规则运作，相互间权力制衡的法理机器来担当；而在极权和威权体制中，它却被交给个人去独裁。因此，极权和威权体制中的政治领袖，哪怕个性再为谨慎，私德再为高洁，也无可避免地会使自己的双手沾上血腥的罪行。
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一党专政的威权政体，平稳地转型到宪政民主政体。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存的尊严和个性生长空间的前提，也是中国社会中一切真正的精神价值得以健康成长的前提。假如，不能完成这种转型，那么，在威权体制下取得的经济繁荣，就并不能真正地成为公民的普遍福祉，同时，这种繁荣本身也就如建筑在浮沙之上一样脆弱。
确实，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也许，邓小平和赵紫阳相比，是一个更为老练，对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荣耀，这种成功和荣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他去世了10多年之后，他的政治路线依然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执行着，他不仅仅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还令人惊叹地成功指定了接班人的接班人。
但是，从前宪政的政治向宪政政治的转型，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理念的深刻变革。政治不再仅仅是纯经验的，基于暴力的人对人的控制艺术，衡量一种政治是否成功的终极标准，也不仅仅只是看它能否带来经济上的繁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被全新地置于当政者和公民之间关于权利的共识之上。
从我们最终将要达到的宪政政治的视域看来，邓小平主导创建起来的这一威权体制，在取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公民个性生长的空间。作为威权体制奠基礼的“六四”镇压，更是给整个民族以精神上的重伤巨创，并将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成为执政党巨大的包袱和负面资产。
党国体制不仅仅摧残着全体国民的自由，它首先泯灭了自己的党员和官员的个性。特别是在近年来盛行的新极权主义思潮下，党国官员们千篇一律的呆滞刻板的面孔，常常让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赵紫阳就任总书记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自由应对的神情。
20年前，为了避免流血悲剧的发生，他宁愿放弃“皇位”，沦为党国的终生囚犯；在明明知道没人会理睬他的情况下，他依然走上天安门广场，面向学生，作出沟通和对话的最后努力；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从而开创了共产党领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下台后，不做自我糟蹋的检查的先例……
20年后，在“六四”镇压下所造成的政治情势和精神氛围中，人们普遍屈服和沉沦于无处不在的党权之下，到处都是机械呆板的动作；自欺伪善的神情；不断重复着的政治八股……人们为了争夺一点最微不足道的权势，而无所不用其极……
在目前浓郁的新极权主义的政治氛围下，在一切公共领域里都已容不下任何本真的个性。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怀念起赵紫阳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惊叹于他在几十年的党内生活后，何以能如此完好地保持住自己的个性。20年前，赵紫阳所做出的骇世惊俗的选择，源于他对政治和生命的本质的一种本真的理解：
他相信，即便是在最尖锐的政治冲突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形成非强制的共识依然是可能的；他相信，政府垮台了，政党解体了，可以按照更好的理念再次重建，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被强行剥夺之后将无法再生；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爱，对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来说，是如此珍贵和重要，即便是为了最大的利益，也不应该去破坏和毁灭；他相信，一种失去了民众认同的权力，一种必须通过杀害生命，毁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和信任才能保有的最高权力，仿佛一种原本非常美味可口的食物，却已腐败变质，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因而不再值得追求和保有……
作为一个个人，在常人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依然坚信，有一道捍卫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所必须的防线绝不能丢弃，一旦丢弃了它，哪怕得到整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他握有的权力因他人抗议而动摇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暴力镇压去强制他人服从，而是反省着如何通过改革，通过和民众的真诚的沟通来增加他们对这种权力的认同，因为，他坚信这就是政治的本义之所在，是增加一种政治权力的尊荣和价值的唯一方法。
正是基于这些关于人性和政治的基本信念，在旁人看来，他仿佛儿戏般地就放弃了自己已经到手的“皇位”。是的，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的那些获得胜利的政治对手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时，他在20年前所作的坚毅的抉择，却散发出日益强烈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光辉，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人的视域和心灵。
当他决定放弃“皇位”之后，走上广场，劝导学生的那些质朴的话语，今天听起来是如此感人和高贵……这一爱与牺牲的姿态，已进入了永恒的历史。它以振聋发聩的方式永远启示着我们去思考和探究这一问题：他牺牲了权力和自由这些世人如此看重的东西，究竟是为了追求和保全怎样珍贵的一些价值呢？这些价值对长期生活在威权体制造成的精神氛围中的心灵来说，已变得如此晦暗不明和虚空不实……
20年前，促使赵紫阳做出自己政治选择的那些基本信念，他所尽力保守和捍卫的那些价值，正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可能得以构成的奠基性价值。对于我来说，不是在邓小平顶住全世界的唾骂，通过开枪镇压威慑亿万人民的超人魄力中，而是在赵紫阳顶住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淫威和高压，（在这种高压下，无数像彭德怀、张闻天、胡耀邦……包括邓小平这样的英雄，都低下了头颅，弯曲了脊梁）坚守住自己纯正的政治理想的非凡的道德勇气中，看到了能够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奠基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正是在他的这种爱和牺牲的姿态中，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能够使在极权政治下变得伤痕累累、僵滞闭锁的心灵重新开始恢复生长的带有拯救性的精神力量。
2009年9月19日（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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