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国通讯

—— 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一封信 【按：我的狱中难友，我十几年誉为知己的小兄弟杨子立在自己的祖国到处躲藏流亡，这就是现实中国大陆的悲剧。当然，如遇此况我会选择再次默默地去坐牢，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宿命。但我也理解支持子立的选择，因为他深知在不讲理的法，在由党任意解释的法前个人的命运是多么微小与脆弱。更因为他在流亡中还能发出公开信，让全世界都知道在新党中央依法治国下，北京传知行这样一个稍有独立性的民间研究机构竞遭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温和的公民运动，和平支持香港学生的访民都如传知行所一样在这两年的新政中遭到镇压。我再次对这一轮轮的镇压发出悲愤的抗议！让全世界都知道！北京查建国】 --------------------------- 李警官：你好！ 我是杨子立，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老员工，因为不方便用其他方式跟你联系，所以用公开信的方式向你表明我的态度，希望你能看到；同时也是在传知行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抓捕之后，我自作主张为传知行的遭遇发出一点声音。 传知行目前有两人被捕，一人刑拘。如果算上从传知行出去的前同事，一共有六人身处牢狱。这还不算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的律师夏霖被刑拘。传知行的人一个一个或被带走，或被叫去，大部分还伴随着搜家。有些侥幸回来了，有些至今没有消息。我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看着伙伴的消失而没有一丝的哀嚎，更没有反抗的怒吼。我们只有疑惑和恐惧。疑惑的是，为什么传知行这样一个进行社会政策研究的NGO会遭此横祸？我们没有倡导街头行动，我们开个纯学术研讨会也小心谨慎地看着警方的脸色。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争取真普选占中抗议行动，传知行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为什么这种雷霆之击还会落到我们头上？正因为疑惑，我们才恐惧。不知道原因，更不知道结果。执政党最近的四中全会主题不是强调法治吗？为什么基本的刑事诉讼法，你的同事们都可以不遵守呢？郭玉闪、黄凯平早已羁押超过50天，如果被逮捕，为什么不能根据刑诉法第91条通知家属呢？如果没有逮捕，为什么不予以释放呢？当法律仅仅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白手套，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盾牌时，我们又怎能不心生恐惧呢？你原来的工作包括主管传知行，你可能对郭玉闪和传知行的案情比我更熟悉，但还是让我在这里向你解释一下，恐惧如何一步步笼罩在我们每个传知行人的头上。 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是凌丽莎，一个活泼前卫的年轻姑娘。大约

编程随想的博客: 被判“谋反罪”的都是哪些人——“危害国家安全罪”出笼20年随想 {2014-12-06} : 2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日，“六四屠夫”李鹏签署生效了《国家安全法执行细则》。从那之后，“反革命”这个罪名就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迷惑性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 　　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一个大类，下面包含了若干具体的罪名（比如“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

玉闪进去59天了。他早晚会进去。对此，他有预判，我也有预判。但不同的是，他早有准备，也坦然接受。相比于玉闪，我却只是个玩票的。这个玩票，一是源于恐惧，我最怕的还不是打，内人党那会儿让人站几天几夜不许动，这个想想就崩溃。据说现在改良成把人拷成一个很难受的姿式，也是几天几夜没法动。龚刚模被吊着五天五夜，屎尿流出来，放下来让他脱了衣服擦干净，然后再吊。这种类型的惩罚对我实在是太可怕了。相比之下，余杰被逼着当着摄像机抽自己耳光、自慰，我觉得好很多。可能我脸皮比较厚吧。 我的玩票，第二个原因是源于观念上的坚持。我始终认为，政治表达的基础是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的前提是财政自由。所以如果我没有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会退出公共政治行动和表达。哪怕是去送桶装水看自行车，我也不许自己因为政治观点而获得经济上的丝毫利益。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我以履行公民义务来要求自己，但我拒绝成为一个以政治为生的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这观念在当今社会当然已经很迂腐了，但没办法，就像个系统预装的bug。哪成想带着这个bug混来混去，我好好的一个医生竟然混成了作家，也算是造化弄人。王尔德说过一句很残酷的话：“生活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罕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只是存在而已”。这句话的残酷之处在于他指明了，绝大多数人缺乏的并非自由选择的机会，而是意愿。 我需要维持那个“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的迂腐观念，需要维持为成为一个作家而心怀愧怍的感觉，其实和我死也不肯以政治为谋生手段一样，不过是一种做作的观念拧巴，用以调剂对那“存在”的厌倦，像无聊时的响指，夜行时的口哨。人被吊起来不许他动的时候，打响指和吹口哨，大概是他仅能做的事情了。 送饭恍如隔世。我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立人大学讲课的时候，玉闪当着学生的面夸我说我“无怨无悔”。这不是真的，我很后悔。如果让我从头来过，我会选择不做。我是真没想到让我付出了这么多。玉闪被抓后，虽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心里还是怕得不行。这和王登朝、许万平、倪玉兰、肖勇什么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对于我来说只是个陌生的名字，而玉闪却是我极亲近的朋友。但我也只敢给阿潘发了条短信：“保重”，然后就一直装死，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抓。到徐晓、小何那拨，反倒是阿潘带着哭腔打电话给我：“唐僧，你没事儿吧？”我心里惭愧极了。 我和玉闪认识三年多了，我视他为毕生的挚友，原因只有一个

                          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似乎走入了死胡同，尤其香港风起云涌的占中运动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其实不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有必要给国内的民主运动做一个梳理分析，看清我们目前的情势，结合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得出今后的努力方向。虽然我有此心，毕竟经验阅历尚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粗浅的解析。说的不对的地方，不完整的部分，请大家多包涵，并给予补充指正！毕竟我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有可原谅的理由。     首先，国内觉醒的人数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相当少，大部分人还生活在幸福的中国梦里。尤其是得到体制好处的人，虽然有诸多不满，还是乐在其中。那些少数的行动派呢，在其他人眼中只是异类，边缘人，尤其是被亲戚邻居所不解，这是行动派最大的失败之处。如果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你的行为，你还能唤醒谁？我建议行动者，一些觉醒的人，不要空喊一些口号，发无谓的牢骚，从自己身边做起，从亲戚邻居做起，讲事实，讲道理，这些人是最信任你，最容易唤醒的。这里就要谈到行动者的个人学识和修养了。     大部分的行动者，口口声声为了民主，他们真的懂得什么叫民主吗？他们具有一个自由战士的素质和修养吗？所有的中国人，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都是长期专制社会的产儿，身上充满了独裁味或者奴性，或者都有，如果意识不到，不去努力清除，你要的民主就是一个人的民主了，我们也永远与现代文明无缘。这就需要多读书，多学习，读西方那些启蒙性质的书，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典籍，学习如何做一个文明人，一个与文明社会接轨的高素质人类。     目前国内的现状是：拥有这些学识的人，大多是以笔为武器来进行启蒙，而那些勇于执剑走江湖的行动者，大部分没有这方面的学识。对他们来说，我在主流社会混不下去，那就在非主流社会混，民主运动的大环境，就是他们的江湖。他们可是说深谙世故，非常熟悉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洞悉人性，却不懂民主。对他们来说，民主就是造反，皇帝轮流做嘛。民主只是他们的旗号，就像当年是土共的旗号一样。所以你会经常听到一些言论，等将来成功了，我要杀谁谁谁，多少人得死。带着仇恨和报复心来进行民主，就彻底违背了民主的精髓了。18,19世纪的西方人已经知道民主的要义了，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竟然还不懂民主，不能不令人心寒。     再回到学识和修养上面。我觉得，民主应该是一种精气神，自由平等和博爱

小宝，时间过得真快，你离家已经五十多天了。 北京开始供暖了，真好啊，关于你是否挨冻的焦虑终于可以消停了——第一次送衣服时太匆忙，加上那时候还算暖和，所以大衣和秋裤都没送进去。（你不会因此又骂我笨老婆了吧？）送的时候才知道，再次送衣物还得靠你写需求单出来，想到不久就能看到你的字迹，当时我还有点高兴。可是我一直没收到需求单，你到底写了没有？还有，看守所的系统里查不到你的卡信息，我本想通过你花了多少钱来了解你在里面的生活，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原谅我又在东拉西扯说些不重要的事情，因为，重要的事情实在不知该从何说起。  这一个月过得很糟糕，比你刚离开时还要糟糕。好几次想写信告诉你发生了一件坏事，没等信写完，很快又发生了新的坏事。信一改再改，我几乎失去了动笔的勇气。你不知道吧？在你走后，又有六个师友陆续被带走，凯平、夏霖、小何、小树，都是极其亲密的兄弟，多半是受你连累；薛野、徐晓也是关系很亲的师友，一向低调稳重，不知具体的原因，只听说徐晓老师是因为 “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带走的。“我以为事情已经坏到底了，没想到底下还有地下室。”其实，地下室还会有很多层。紧接着，传知行的其他人陆续被传唤，罪名换成了“非法经营”。我们多少有了些经验，知道通常都是在不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被带走。（运气好的，几天后能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运气不好的，就会像凯平这样，一直下落不明。）所以，每一个人被传唤，我们的心都会一直悬着，直到他回来后向我们报平安。若是哪个人的电话突然不通，超过半天仍然联系不上，我就会想：终于还是连累他了……  “连累”，是我最近想的最多的一个词。  2012年，你因那事被软禁在家近三个月，我们聊过“是否值得”的话题。你说，党锢之祸，曾有那么多人为了收留一个张俭而家破人亡，多年后张俭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这些人的牺牲值得吗？然而，怎么能预知未来？怎么可能在事情来临时就衡量出做或不做的价值？只要问自己愿意不愿意做、能不能承担后果就行了。对于要不要救张俭，当时你已想得通透亦很坦然，只是我们都忘了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张俭，你当如何自处呢？  真是无解的道德困境。每个人都有投鼠忌器的东西，金钱、名誉、荣誉感、尊严、家人、好友……能毫无底线地利用这一点的，想必会无比强大、随心所欲吧。因为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促使人们最终为了得到自己最想要的，或

郭飞雄女儿作品 ［编者按：11月28日，郭飞雄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次日凌晨2时50分，审判长剥夺当事人最后陈述权利，强行宣布庭审结束。但在审判长无数次打断并最后剥夺辩护权利的情况下，郭飞雄仍进行了异常顽强、雄辩、深刻的自我辩护：中国公民应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宪法权利，不惧为此担当承受。本文即郭飞雄法庭陈词，由其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特在此致谢。］   一九八四，这是奥威尔的一部名著的名字，也是我切入自由民主运动的时间起点。 这一年，十一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傍晚，在上海华东师大西区食堂的咖啡厅里，我有幸听到了一位老人的演讲，老人的面庞刀削般刚硬，瘦矮的身体几乎都裹在灰色的风衣里。他用尖锐的江浙口音的普通话直接点名批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头脑僵化、对社会实施思想禁锢、动辄以政治批判压制作家的创作自由。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名叫王若望。此时我刚从鄂西北山区县来到大上海不到三月，平生第一次目睹有人在公开场合严厉抨击最高领导人，我的心灵所受撞击之深是难以名状的。 当时的上海正沉浸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小阳春”里，是年夏季，开明政治家胡耀邦扭转此前的极左回流，在作协四大上宣布政治权力不再干预作家的创作自由，受此激发，上海地区倾向自由的教授、学者和作家们迸发出强烈的政治和思想言说激情，他们像开春躁动的生灵，纷纷走入大学讲坛、学术研讨会、沙龙、咖啡厅，发出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呐喊。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们相互竞赛，比试谁能更新颖、更深刻、更立体的引介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比试谁敢于讲出更多的真话，敢于直指反专制争民主的主题。王若望先生即是其中言论最大胆的自由作家之一。实在的说，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及其全国的同道，当时在学术专业性方面或许有所欠缺，但他们的言行透出了一种法国启蒙运动学者那种无畏而激烈的思想气质，展示了人类精神品格原初的理想性、纯真性和简单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后来三十年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基调，我本人可以说就是在这场“小阳春”中获得启蒙的，是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大胆、开放、多元的言论的受益者。作为哲学专业的求学者，我的知识库或许稍稍偏重于对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反刍，但从精神品格和政治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自由精神的产儿。 自倾听王若望先生演讲前后的那段时间开始，我就是各类学术讲座政治讨论的赶

 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 撰稿：夏榆 采访时间：2005年11月14日 1975年1月28日深夜，20岁的徐晓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投入监狱。那是一个冤狱的高峰。就像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赶上的是冤狱的高峰。在那座监狱的看守所里关押着很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的人，关押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的，是民主党派人士屈武的夫人，刘少奇的前妻谢飞在单身牢房被关了五年。徐晓被关了两年，监狱中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缓慢还有活生生的向往和企盼。狱中的这两年，像所有的日子一样，给青年时代的徐晓提供了滋养生命的血液和空气使她成长。 30年之后，记忆中的日常生活被徐晓写出来，集结在她的随笔集《半生为人》里。在书里，徐晓对一段监狱生活的描述翔实细致。阳光把窗棂的阴影投在墙壁上，狱中的人靠阴影的移动和季节的变换来判断时间。在狱中，人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能从独轮车发出的吱呦声听出是装水的木捅还是装饭的铁桶，能从脚步的轻重和节奏中听出是哪位队长值班。牢房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本来可以是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却刺眼地亮在头顶，让人没有美梦、没有幻想，也感觉不到白天与黑夜的轮换。于是日子挨着日子，现实连着现实，于是你无处可逃。你能看到的只有那盏灯，还有小小的一块天。 出狱以后，徐晓被赶到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边有几个老太太，把家里的缝纫机搬到一起，从童装厂拿来一些裁片，然后把它们轧成衣服，做成裤子什么的。跟徐晓一起的有四五个老太太，实际上负着监管的任务。那段日子是看不见希望的日子。 后来的日子被徐晓形容为“自我拯救”的日子。“如果沉沦下去，我就完了，从此我就变成一个胆子特别小，特别怕事，没有勇气的人，其实就是你被压垮了。后来的日子就是我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时候，鼓励自己不能被压垮，要尝试勇气，要把勇气外化表现出来，我要向自己证明不会被压垮。” 这是个人的体验，也是一代人的经历。1975年，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文革”风暴的洗礼、经历知青岁月的磨砾，有的人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人陷于反省之中从书籍中寻求出路。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在“文革”后期最黑暗的年代，也迎来了中国政治解冻、思想开放、文化复兴的时刻。 在这

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很丰富的内容。为了方便，本书第二篇将考察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财产权；本篇将考察各项人权保障，再谈及现代国家公民权的首项及法律前提——国籍选择权；尔后谈宗教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在我们考察的110个国家中，85国（约占77％）的宪法有规定公民义务的条款，可见公民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是各国的普遍要求。这诸多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义务，违者属违宪罪，必遭起诉；另一类，则属非强制性义务，批评教育也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把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等量齐观，更没有任何国家把公民履行义务作为其享受公民权利的前提。在共和制国家的宪法中理所当然是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1、强制性义务 　　 　　 　　 　　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公民必须承担的强制性的义务写进入宪法，诸如： 　　 　　1.公民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2.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3.公民有依法服兵役，保卫国家的义务； 　　 　　4.公民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 　　 　　5.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子女的义务； 　　 　　6.子女有照料父母的义务。 　　 　　以上六项强制性义务的共同特点是，一旦违反这些义务，导致严重后果，便可能被提起诉讼，受到法律制裁。宪法本身的特点是强制性规范，把公民应该履行的、得到社会普遍公认的强制性义务写进宪法，当然是有必要的。 　　 　　 　　 　　2、非强制性义务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些国家把一些并非宪法范畴（如民法或道德领域）的义务也写进了宪法。诸如： 　　 　　1.乌克兰宪法规定323：夫妻双方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2.古巴宪法规定324：夫妻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3.西班牙宪法规定325：所有西班牙人都有义务熟悉西班牙语。 　　 　　4.尼加拉瓜宪法规定326：欠债还钱是每个本国或外国公民的义务。 　　 　　5.萨尔瓦多宪法规定327：雇主有为女工设置并维持婴儿床位和育儿室的义务。 　　 　　6.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联邦宪法规定328：公民有义务同心协力实现国家理想。 　　 　　7.危地马拉宪法规定329：所有的人都有义务注意保持和恢复健康。 　　 　　以上几项非强制性义务（还有一些，不再列举）本身的倾向性都不错，

 博讯记者获悉，著名作家、散文集、编辑徐晓，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局的人员带走，随后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名义关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发出信息说：“徐晓26日下午被市局预审总队（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单位）带走，昨天她亲属才知道消息，到派出所查问，得知是市局抓人。今天上午外甥和两个姐姐去了预审大队（在窦各庄），询问结果是人在一看，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但家属要求送钱和衣物都被拒绝，而且态度恶劣。”         博讯记者发现，徐晓的新浪微博最后更新时间是11月25日15时22分，发出：“余华在海外出版了随笔集《十个词的中国》，看看他在汉堡的‘第十一个词’说了什么？ 看看王竞怎么写意大利人把余华用废了。”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徐晓邂逅了赵一凡。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赵振开的诗。从此，她人生的轨迹彻底改变了。1975年，徐晓与赵一凡一起因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                  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2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徐晓编辑出版过多部影响巨大的书籍，其中她最为满意的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畅销书《逆风飞扬》，并帮助出版了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         除了徐晓之外，还有其他人也被抓。网友“高冬梅”在推特上透露：“我知道的还有其他人，共计三个。”         对于徐晓被抓，著名网络人士北风表示：“很多人问徐晓被抓有何理由。他们抓人需要理由吗？黄凯平失踪一个多月，没有任何理由。”         网友“刀尔登”在新浪微博也表示：“徐晓被‘带走’，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个狗日的国家的每一分安全，就是我们的每一分危险。”         

唐荊陵 1971 年 12 月出生，湖北省荊州市人，基督徒，前廣東省汕頭市某化學工程類單位元元技術人員，原上海交通大學廣東校友會理事，知名人權律師，《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中國非暴力、公民不合作運動的首倡者和主要推動者，中國在押政治犯。 近年來，因其一直關注社會問題，積極參與各類聲援活動，如孫志剛案網名連署反對強制收容遣送，大陸公民連署反對香港 23 條立法，成都李思怡事件接力絕食紀念，向民眾普及法律知識，以及多起因網路發言而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事件法律和網名連署簽名等，因此，曾於 2005 年被吊銷律師執業證； 2011 年 2 月，因“中國茉莉花革命”事件而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關押，並遭酷刑，生命曾出現嚴重危險，其妻也被迫失去工作。 雖然十餘年來，其歷經磨難，不僅被吊銷律師執業證，且長期遭到當局非法監控、軟禁、強制旅遊和強迫失蹤等政治迫害，但其依然堅持關注人權，參與維權，追求民主憲政，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等，隨成為中共政府在六四 25 周年期間重拳打擊的對象； 2014 年 5 月 16 日，因其持續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和在六四紀念日期間推動“六四靜思節”行動而被廣東省廣州市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並被關押於廣州市白雲區看守所； 6 月 20 日，又被 當局 更換罪名，宣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批捕 ； 2014 年 11 月 19 日，其案被移送檢察院 審查 起訴。 目前被羈押於廣東省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人權律師唐荊陵曾在浙江省溫州市與網友座談） （ 2009 年唐荊陵曾前往林昭墓前祭奠） （唐荊陵曾在湖北省潛江市宣傳基層與人大選舉法律） （唐荊陵曾在貴州省銅仁市宣傳基層與人大選舉法律） （唐荊陵曾經被監視居住的通知書） （唐荊陵與廣州、貴陽的友人在一起） （野渡、唐荊陵夫婦、北風、袁新亭、阿薇等廣州民主人士在一起） （ 2014 年 3 月 24 日唐荊陵在廣州街頭表達訴求） （六四紀念 25 周年被捕前夕，推動“六四靜思節”） （唐荊陵之妻汪豔芳要求廣州公安釋放丈夫回家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