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很丰富的内容。为了方便，本书第二篇将考察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财产权；本篇将考察各项人权保障，再谈及现代国家公民权的首项及法律前提——国籍选择权；尔后谈宗教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在我们考察的110个国家中，85国（约占77％）的宪法有规定公民义务的条款，可见公民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是各国的普遍要求。这诸多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义务，违者属违宪罪，必遭起诉；另一类，则属非强制性义务，批评教育也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把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等量齐观，更没有任何国家把公民履行义务作为其享受公民权利的前提。在共和制国家的宪法中理所当然是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1、强制性义务 　　 　　 　　 　　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公民必须承担的强制性的义务写进入宪法，诸如： 　　 　　1.公民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2.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3.公民有依法服兵役，保卫国家的义务； 　　 　　4.公民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 　　 　　5.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子女的义务； 　　 　　6.子女有照料父母的义务。 　　 　　以上六项强制性义务的共同特点是，一旦违反这些义务，导致严重后果，便可能被提起诉讼，受到法律制裁。宪法本身的特点是强制性规范，把公民应该履行的、得到社会普遍公认的强制性义务写进宪法，当然是有必要的。 　　 　　 　　 　　2、非强制性义务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些国家把一些并非宪法范畴（如民法或道德领域）的义务也写进了宪法。诸如： 　　 　　1.乌克兰宪法规定323：夫妻双方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2.古巴宪法规定324：夫妻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3.西班牙宪法规定325：所有西班牙人都有义务熟悉西班牙语。 　　 　　4.尼加拉瓜宪法规定326：欠债还钱是每个本国或外国公民的义务。 　　 　　5.萨尔瓦多宪法规定327：雇主有为女工设置并维持婴儿床位和育儿室的义务。 　　 　　6.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联邦宪法规定328：公民有义务同心协力实现国家理想。 　　 　　7.危地马拉宪法规定329：所有的人都有义务注意保持和恢复健康。 　　 　　以上几项非强制性义务（还有一些，不再列举）本身的倾向性都不错，但它们的共性是没有可诉性。譬如，同心协力实现国家理想当然是好事，但要说某人没有做到同心协力便属违宪罪，恐怕就太勉强了吧。 　　 　　3、并非义务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当然没问题，本篇D、E章已经涉及，这里不再重复。但把劳动也算作义务，就有点蹊跷。众所周知，宪法是强制性文件，把劳动作为公民义务写进宪法，就意味着公民必须劳动；如果他不劳动，就要强迫他劳动，这显然不妥。公民有其人身自由权，他可以劳动，也可以不劳动。在现代中国的宪法中，不应该留下强迫劳动、奴役劳动的借口。 　　 　　当今社会，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会去劳动，因为不劳动就没有饭吃。如果某些人不劳动也有饭吃，那纯属少数特例。这些特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靠吃老本，吃利息，吃股息或靠亲友接济为生； 　　 　　一种是通过非法手段谋生。 　　 　　前一种情况不犯法，属于私人决策范围内的事；后一种情况触犯法律，自有国家刑法侍侯。均无须写进宪法。 　　 　　 　　4、以权利为中心还是以义务为中心 　　 　　 　　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至今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权利和义务始终是对等的，两者彼此同在，有一项权利，就必有一项义务相对应。所以，你要享有多少权利，首先就得承担起多少义务。 　　 　　实际上，人的权利是“天赋”的，是本源的；义务只是派生的，只是在某些时候，需要承担一些义务。两者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尤其要强调的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始终都只是权利，它本身并不以承担某种义务为前提。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我们想想看，当一个婴儿从娘胎里来到人间时，他会不会双手举着一块“金字招牌”，上面写着：我拥护妈妈或者我拥护爸爸，甚至是我拥护社会主义或者我赞成资本主义；如果他不尽这样的义务，他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婴儿都没有义务，只有权利——他一来到人间，“哇”地一声就哭出来了，因为他有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这是天生的权利；饿了，他要在妈妈的怀里吃奶；长大点儿了，光吃奶就不够，还得吃饭吃菜；再长大点儿，他要说话，要读书，要写字，要和小朋友们一块儿玩；……这些都是他的权利，快乐地生存和健康地成长的权利，而没有一丁点儿义务，也不存在任何一项可以与他的这些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长大了，成人了，他要谈恋爱，要结婚成家，这仍然是他的权利。当然，从这时候开始有了一些义务——关怀爱人，关心家庭，孝敬父母——义务只是实现某些权利时所派生的责任；他走进了社会，他要去投票，选择能够代表他的意愿的人当人民代表，选择他满意的人出任公职，这也不存在对应的什么义务，选举是他的权利，他只是在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人的权利为中心，以人权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打造宪法，构筑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正常关系。不再是老百姓为国家权力为官员权力而存在，恰恰相反，是国家权力和所有的公职人员为实现公民权利而存在。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准则和最高口号应当是：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中的公民权利，既是每个公民作为个体的权利，也是所有公民的权利集合。在这里，公民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与公民身份俱来，而不是谁恩赐的。既不是领袖赐予的，也不是国家赋予的。 　　 　　我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存在的价值，在于为君尽义务，子存在的价值，也在于为父尽义务。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了几千年。 　　 　　中国1954年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标明了公民二十多项权利，如在法律上的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居住和迁徙自由，劳动权，休息权，救济保障权，教育权，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男女平等权，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批评和控告权，获得赔偿权，华侨权益保护权等等；规定的义务只有四项，即遵法守纪义务、保护公共财产义务、依法纳税义务、依法服兵役义务。这里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恰恰是进步的。 　　 　　1970年发到全国城乡基层单位和全国人民手中的宪法修改草案，史无前例地规定：“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第二十六条），成了轰动全球的大笑话。 　　 　　1975年的宪法，笑话虽有所收敛，但仍然是个大笑话。在这部宪法里，公民的权利被“高度浓缩”，公民的义务更被“极度扩展”——那部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居然由公民的自主性选择变成强制性的义务！如此荒谬的规定一出，宪法中公民的其它任何权利还有什么真实的意义？还有什么实现的可能性呢？ 　　 　　可见，以义务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专制文化，与宪政民主背道而驰。 　　 　　中国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虽然纠正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过分荒唐的内容，但是对基本人权的表述仍然不充分，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的保障力度仍然不够，而对公民义务的规定则失之宽泛，与现代宪政宪法的要求，仍有不小的差距。13亿公民期待着，在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载入：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 曹思源/ 玄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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