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 撰稿：夏榆 采访时间：2005年11月14日 1975年1月28日深夜，20岁的徐晓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投入监狱。那是一个冤狱的高峰。就像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赶上的是冤狱的高峰。在那座监狱的看守所里关押着很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的人，关押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的，是民主党派人士屈武的夫人，刘少奇的前妻谢飞在单身牢房被关了五年。徐晓被关了两年，监狱中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缓慢还有活生生的向往和企盼。狱中的这两年，像所有的日子一样，给青年时代的徐晓提供了滋养生命的血液和空气使她成长。 30年之后，记忆中的日常生活被徐晓写出来，集结在她的随笔集《半生为人》里。在书里，徐晓对一段监狱生活的描述翔实细致。阳光把窗棂的阴影投在墙壁上，狱中的人靠阴影的移动和季节的变换来判断时间。在狱中，人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能从独轮车发出的吱呦声听出是装水的木捅还是装饭的铁桶，能从脚步的轻重和节奏中听出是哪位队长值班。牢房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本来可以是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却刺眼地亮在头顶，让人没有美梦、没有幻想，也感觉不到白天与黑夜的轮换。于是日子挨着日子，现实连着现实，于是你无处可逃。你能看到的只有那盏灯，还有小小的一块天。 出狱以后，徐晓被赶到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边有几个老太太，把家里的缝纫机搬到一起，从童装厂拿来一些裁片，然后把它们轧成衣服，做成裤子什么的。跟徐晓一起的有四五个老太太，实际上负着监管的任务。那段日子是看不见希望的日子。 后来的日子被徐晓形容为“自我拯救”的日子。“如果沉沦下去，我就完了，从此我就变成一个胆子特别小，特别怕事，没有勇气的人，其实就是你被压垮了。后来的日子就是我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时候，鼓励自己不能被压垮，要尝试勇气，要把勇气外化表现出来，我要向自己证明不会被压垮。” 这是个人的体验，也是一代人的经历。1975年，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文革”风暴的洗礼、经历知青岁月的磨砾，有的人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人陷于反省之中从书籍中寻求出路。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在“文革”后期最黑暗的年代，也迎来了中国政治解冻、思想开放、文化复兴的时刻。 在这本书中徐晓写了冤狱的生活，写了生命的衰败和死亡，至亲者和挚爱者的生离死别。徐晓用了更多的篇章写到那本影响广泛的民间杂志《今天》，写了聚集在《今天》周围为《今天》奉献热忱、激情和心血的人。他们阅读、思想、写作；他们争吵、辩论、演说。他们艰苦困难的工作，浪漫而快乐的生活，这些人包括北岛、芒克、赵一凡、周郿英、郭路生、史铁生、万之、阿城。也包括那些默默无闻又有奉献心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还有就是“西单民主墙”“星星美展”“四月影会”。这些人与事的记忆是片断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历史的纠葛和情感的困境交集和缠绕在她的个人化叙说中。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就是：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没有北岛、芒克、郭路生等人就没有《今天》；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当年，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他们还无法预见日后的声誉和与之相伴的困境。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女孩子，《今天》就像是从深海里浮动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 那段离当代社会并不久远的历史，它的严酷、惨痛和荒谬以及它的纯真、浪漫与理想主义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年轻者的视野中已经被看成是历史神话。对于徐晓而言，追忆这段往事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徐晓跨越生死之界，男人与女人之界，跨越过去和现在之界，重新检阅人生。“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 《半生为人》是徐晓在当下，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在任何一种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对“活着的正当性”所作的一种论证。 活着的理由 夏榆： 从《半生为人》可以看到很多故人和往事，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1970年代的青年运动是世界性的，法国1969年的红色风暴，意大利的红色革命，美国的反越战，英国的嬉皮士运动等等，当然还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你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那个时代的个人化的视角和个人性的经验。 徐晓： 法国当年的红卫兵，我接触过，这个人来过中国，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一点都不减，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想主义是在一个很无奈的年代，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理想主义到了中国就表现得特别畸形。1969年的时候我上小学，还小。我书中写到的大多数人物也都是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老三届的学生，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多数都是特别边缘的人物，不管是政治还是思想上的边缘人，但他们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思想的一批人。他们当时的想法、观念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一种叛离。红卫兵运动是英雄主义的延伸，革命情结的一种延伸，我写到的这些人已经是脱离开知青运动的一批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和红卫兵相反的是，他们对当时主流社会的一种反动。他们开始用头脑观察社会，思考社会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 夏榆： 看过你编辑的《民间书信集》和《遇罗克的旧作与回忆》，很长时间你还从事老三届的口述实录体的写作。这么多年你对“知青”群体，对“文革”历史关注的热忱一直不褪，为什么？ 徐晓： 我做一些老三届的口述实录，也和丁东、徐友渔合编过《遇罗克的旧作与回忆》，我有幸做这些事情，我也很享受这些事情。1972年遇罗克被宣布为反革命枪毙，他是唯一一个因为言论被明确宣布以“反革命”罪处死的。当时在首都工人体育馆特别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因为我的朋友赵一凡当年有一个女友叫郑小丹，她在“文革”当中不明不白地死了。因为她为遇罗克的《出身论》写评论文章，就被学校里的红卫兵给关起来。最后发现她死在关押她的那座楼下，身上还绑着铁丝，没有任何说明就这样惨死了。遇罗克的家属和郑小丹的家属商量，想把郑小丹和遇罗克合葬在一起。那时候，郑小丹的弟弟为了保存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把《出身论》藏起来，也是费了特别大的周折，到处藏，怕被抄家抄走，因为郑小丹父母亲是“右派”。郑小丹可以说是为《出身论》而死。郑小丹是赵一凡的好朋友，她追求过赵一凡，赵一凡当时还特别革命，说年轻人不应该谈恋爱，应该干革命。认识赵一凡以后，我就觉得我对遇罗克负有责任感，收集、编辑遇罗克的文集我觉得就是在做他们未竟的事业。 《民间书信》，我想保存当年那一代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因为是书信，所以有很多日常的状态就反映出来，也有很多思想的萌芽，就是当年那些思想是怎么产生的，青年人谈到的对社会的看法，读书的感想，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我试图还原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真实的生活。这些工作只是尽了我自己的心意。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常常觉得无能为力，做得太少太少。 夏榆： 2006年是“文革”30年祭，也是“知青运动”30年祭。作为“文革后”一代人中的一员，那段历史给你什么样的烙印？ 徐晓： 有时给我一种虚幻感，实际上“文革”、“知青运动”也只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恍如隔了几个世纪。《半生为人》出版以后，有年轻人说看了书特别感动，但怀疑这些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还是不能相信。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不管是从日常生活还是思想观念，我们那一代人经历和体验过的现实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一直认为，人宝贵的品质之一是一以贯之，可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我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我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把自己内心的那种东西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对我来说这不是矫情的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像我在书的前言里写道，当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所有角色都面临困境的时候，我要为自己活着寻找一个结实的理由。 ◥ 徐晓与遇罗克铜像合影，在宋庄美术馆 《今天》的志愿者 夏榆： 你把《今天》的志愿工作视为“自我拯救”的一个方式，《今天》可以说是一本文学杂志，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沙龙，对《今天》有很多传说，你当年看到的《今天》是什么样？ 徐晓：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复杂，没那么神秘，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它甚至没有策划或者被人领导。也并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政治色彩。因为我是具体参与进来的人，我知道我周围的人都不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更确切地说都不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一点都没有政治野心。当然或许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不知道。但是就以我亲历的《今天》这个群体和由《今天》诞生出来的“星星美展”这个群体而言，都不是。我觉得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个性，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许还有思想的新异，这些内容更加突出。比如我们说到另类生活，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另类，但是他们的另类其实就是一种时尚，能作为时尚的生活，就可能是主流的生活。但是当年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另类不是时尚，也难以成为主流。当年像芒克，为了办《今天》，他不再去上班，被工厂除名了，开始了长达几十年脱离体质的生活。在今天这很正常，但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天塌下来。为了维生他就去看大门，这个职业是他唯一可以干的，不影响他喝酒，也不影响他写诗。对很多人是天大的问题，到他那儿就不是问题。集结在《今天》周围的人，他们几乎都怀有一种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他们喝酒、读书、写作、讨论，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见解，对生活的看法。那时候，我看到的《今天》可能是真正另类的生活。 夏榆： 1970年代末，北京的知识青年群体可能比较活跃，就像现在的文化青年一样活跃，喜欢聚会、聊天。因为时代不同，社会现实和背景不同，《今天》就显得意义不同？ 徐晓： 其实那时候除了这种艺术和文化的圈子，还有许多读书和对时政感兴趣的圈子，每个圈子的氛围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参与到《今天》里的人，主要是对艺术的向往和个性的追求。比如，北岛，人们都认为他具有启蒙意义，认为他的诗深刻，有哲理，尤其他那首《回答》影响最为深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被很多人记住，《我不相信》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尽管他自己已经不喜欢这些诗了，但是因为他表达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精神上的困境，仍然能打动人心。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需要的就是他们感受到而不能表达的东西，所以人们真正记住的恰是他的这些诗。当时的诗人和诗歌是被人宠爱的。在社会封闭和政治禁锢的时代，诗人的思考和表达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和呼应。现在的诗歌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诗人也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感召力了。 夏榆： 我看到评论者把《今天》在1970年代末中国的出现当成是政治解冻、思想解放的一个社会标本。 徐晓： 《今天》的出现，比“伤痕文学”出现的意义大得多，“伤痕文学”只能简单的揭露，揭露“文革”以阴暗面的东西，《今天》张扬的是一种社会观念和社会态度。一种自由的、民主的、人性的觉醒。后来一系列的潮流都是在《今天》的带动下出现的，像美学界的“星星画展”摄影界的“四月影会”，都是《今天》带动起来的，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思潮在19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它们和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政治革新浪潮形成呼应。 夏榆： 对你个人而言，《今天》意味着什么？ 徐晓： 《今天》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子凌乱、破败。每个星期天我会去那里印刷装订我们的杂志。那个院子里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厨房和矮棚，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时《今天》经常会有聚会，来人不管是否相互认识，都可以在那里朗读自己的小说、诗歌、剧本。有时候也读名著。那是个怪杰荟萃的圈子。在那里我读到了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知道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因她的短篇小说《琴声如诉》而对她推崇备至。 最近有一个人问我儿子：你妈妈他们那一代人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我儿子说影响很大。他们说那你看过他们当年办的《今天》吗？儿子说，他们写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的，精神性的。我觉得他说得挺准的。什么是精神性？我以为文学，艺术，高雅的情调都不能等同于所谓的精神生活。哈维尔说：“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环境的估量。”当年我们办《今天》就是怀着一种希望，我们认为那是好的，愿意为好的东西献身，并没有幼稚到了真的以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成什么。很多人质疑理想主义，我也常常自问，为什么我从来都是悲观的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事实上，正是当年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时所获得的那种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这影响了我以后这些年的精神走向。 夏榆： 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徐晓： 当年，我一贯是好学生，后来就是当了老师也要提前半个小时上班。擦桌子，扫地，灌热水。监狱生活，《今天》的经历，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坎坷，都应该转化为我的精神资源。有的人经历幸福但没有获得，就糟蹋了幸福，有些人经历了苦难但没有反思，也糟蹋了苦难。我的生活如果要概括的话，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包括我今天的写作。我不断对自己追问，对周围事情追问，我愿意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源于真诚的、先验的内心探索，才能给人以力量。 ◥ 珍贵的《今天》杂志同仁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思想史的失踪者 夏榆： 《半生为人》是你个人对一个青年群体的观察，这个群体可能是文学的、艺术的，也可能是思想的。我看见你写到2004年冬天，《今天》的诗人重新聚集，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徐晓： 徐晓：这是《今天》26年之后的又一次聚会，我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一次北岛回来了，还请来了郭路生，郭路生给我们朗诵他写的诗歌。大家拍照，那一次见面留下了几张有意思的照片，一张是北岛和芒克的合影，跟当年办《今天》时候的合影形成对照，两个人的位置和形态几乎都一样，但是时间过去了26年。芒克的头发全白了，感觉是往事不能回首。那天来的还有严力，当年在《今天》，严力只是个奶油小生，可是那次一看，特别明显的沧桑感。黑大春也来了，郭路生、黑大春朗诵诗歌，看上去他们还有当年的激情，每个人都经历了现实生活的磨砺。当然有些人还在坚持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像严力、黑大春，都在写诗，北岛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写诗，好像没有停止过。我觉得从精神上讲，就像我在《半生为人》中所表达的，这一段生活的影响是持久的。就像严力，在遇见《今天》以前虽然他也在写东西，但是只有到了《今天》以后严力才真正开始他的艺术活动。《今天》影响了“星星画展”，“星星画展”又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美术新潮运动。我相信我很多人是因为《今天》而改变生活。比如黑大春是在《今天》的时候跟诗人开始交往。多多、顾城，他们都深受《今天》的影响。田小青是到《今天》以后开始写作的。他从《今天》的第三期就开始发表诗作，一直到现在还坚持着自己的写作，这几年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他是真正独立的写作，也不工作，也不发表。不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过最简单的生活。这些人基本是在往前走。 夏榆： 在《今天》诗人群里，郭路生的命运令人感慨。现在还会有人记得他吗？ 徐晓： 那一次，我们从福利院把郭路生请来，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请一个朋友去接他，我家距离远，他也不认识。他说能不能用那个车在回去的路上到他爱人的学校拉一点东西。我说恐怕会去的很晚，到一个单位夜里11点去拉东西感觉会不方便。结果过了一会儿他打来电话说我不去了，有事情去不了。实际上他是生气了。郭路生就是这样，我们要经常哄着，他很敏感。但是当你跟他见面，如果你是偶然见到他，你是不会怀疑他有病。很多年前我到福利院去看他，他告诉我他母亲还活着，肯定还活着，只是他父亲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父亲结婚了，又娶了别人。当时我以为是真的。我特傻，就问别的朋友。朋友说你难道不觉得这就是症态？完全是幻想。 1996年我们搞过一个郭路生基金会，让大家捐钱，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当时想，有了这些钱以后，我们这几个人可以轮流到福利院，把我们募到的钱给他改善生活，给他买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包括烟什么的。但是这个事后来没有做下去，只募到几千块钱就算完了。没实现我们当初想的一个月去一个人，或者一个星期去一个人。当时他在福利院。福利院有几种伙食标准，低的是60元，高的有100多块钱，他坚决要那个最低的标准，我们怎么说服他都没用。 大家去看他，每次请他到外边去吃饭，不管你点多少菜，到最后他都会把所有的菜吃光。他说不能浪费，让人看了很心酸，就好像他是一个长期饥饿的人。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用募捐的方法帮助他，但是你发现用这种办法不管用。比如你给他送一只封装的烧鸡，他肯定是一顿跟大家分着吃了。烟，你也不能给他买好的，只能买次的，他平常抽的那种，如果你给他带去好烟，他不舍得抽就会送给别人。 夏榆： 更多的和《今天》有关的人献出了他们的激情和热忱，但是他们可能和郭路生一样不被人所知。 徐晓： 郭路生还在写。但是写得很少，他被传诵的还是《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群三部曲》等早期的诗，后来还在写，但是我觉得没有能超越这几首。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就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跟《今天》的历史相伴随的还有很多人，有很长时间，那个作为《今天》编辑部所在地的四合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作志愿者，义务劳动。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我想说的是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投身《今天》却因此被荒芜了的人。1985年的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演讲，北岛开始回忆《今天》，那天，大学生对《今天》的茫然和冷漠让我感到内心刺痛。 夏榆： 《今天》派诗人的漂流和消散让你伤感吗？ 徐晓： 我曾经为这个群体的消失感到遗憾和伤感。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任何群体都无法作为一个群体长久地保持生长的状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使命，那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成就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圈子，但它们没有相交。历史就是这样。我觉得包括鲁迅当年的那个，“左翼”、“新月”的圈子，任何一个圈子都会有兴盛和消散的时候。也许最后每个人都会跟历史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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