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祸害世界

作者 :曹长青    
俄国知识分子祸害世界
前苏联异议分子索忍尼辛1953年以亲身纪实的经历出版了《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体制的阴暗面,后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8年逝世。Getty Images
最近有关俄国的一条新闻提醒世人: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大苏联解体迄今整整20周年了。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东欧共产国家全部垮台,标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崩溃。
但过去二十年,俄罗斯的民主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KGB,前苏联特务机构)官员普京掌权之后,俄国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连地方州长选举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丑闻的记者被谋杀,政府控制主要电视,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且还要垄断经济,把大企业国有化。但面对如此局面,普京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最近普京还要再次出来选总统,分析家认为,他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这样一个克格勃背景的前共产政府官员,在俄国仍受欢迎?俄国人怎么了?
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从哈佛退休的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对此作出独特的解释。
俄国的“奴隶精神状态”
出生于波兰、二战时(16岁)随父母逃到美国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国历史的著名权威,尤其是研究共产苏联的顶尖学者。他曾在雷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东欧和苏联事务部主任,参与制定对苏战略。今年88岁高龄的派普斯著述甚丰,几年前还出版了《共产主义实录》一书,对整个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崩溃,作了鸟瞰式的分析(去年该书有了中译本)。
派普斯认为,像普京这种人之所以受到俄国人欢迎,主要来自俄国的“农奴”(serf)历史。“农民哪里都有,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农民。主要问题不是农民,而是农奴。俄国的农奴跟奴隶有不同,但比较接近。他们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利、没有财产权、没有法律权利。他们只是‘动产’。他们从没有发展出归属于社会的任何感觉。”
长期的农奴制度,使俄国产生一种“奴隶精神状态”(slave mentality):崇拜强人、服从主人。而现在俄国人崇拜普京,就是这种“奴隶精神状态”的延续。俄国人崇拜强大的君王,有长久的历史。派普斯说,无论是对残暴的伊凡(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还是对被称为“伟大”的彼得大帝、还是史达林,都是如此。俄国人喜欢强势领导人,甚至独裁者,而瞧不起弱势领导人。
而所谓弱势领导人,是指那些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的领导人。派普斯说,例如对1917年俄国革命前夕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Kerensky),俄国人就是瞧不起的,因为他是民主领导人。
共产主义为何在俄国兴起
但派普斯的这种分析和认定,遭到很多苏联知识分子的反对,甚至敌视。他们指责这是“俄国恐惧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敌人”,其中还包括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
虽然两个人都认为苏联的共产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导致无数人丧生。但对它的根源,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索忍尼辛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是从西方进口到俄国的。意思是俄国的共产革命,来自西方,跟俄国的自身历史和文化无关。而派普斯认为,共产革命在俄国历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当时的新书《俄国的旧政权》(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给了索忍尼辛,但一直没有回音。两年后,听到的是索忍尼辛对他的攻击,指责他是“伪学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忍尼辛的这场分歧,不仅对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俄国知识分子和当今俄国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探讨更深远的问题:人类应选择何种价值?人类应走什么方向?
事实上,派普斯和索忍尼辛争论的根源是: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哪一个是真正促使人类走向自由的根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在西方产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在俄国扎根发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个国家?这才是索忍尼辛们需要回答的。以简单的逻辑来推,一定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文化土壤,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吁活和生长。
俄国知识分子开错“药方”
那么俄国历史文化中有什么东西,跟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一播种就成长?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国历史中强大的群体主义--这是从农奴、到沙皇、到知识分子等一面倒的信奉和选择。农奴对什么主义没感觉,他们只是听从主人使唤,只有群体主义思维。沙皇则是靠群体主义价值统治,因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会摧毁集权的底座。俄国的知识分子,则无论是当时的所谓传统派还是亲西方派,殊途同归,全都拜倒在群体主义价值之下。
俄国的农奴成为群体主义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像,因为农奴制是最极端体现群体主义的制度,他们自然是这种价值的体现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欢群体主义更可理解,因在本质上,群体主义是专制者泯灭个性、控制个人的最有效统治手段。古往今来,所有的君王和独裁者,都是靠群体主义价值来一统江山的。但为什么俄国的知识分子们,也会一窝蜂地崇拜、迷醉群体主义呢?
在十九世纪中末期,在俄国要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药方”几乎都是群体主义: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们,强调东正教是正宗,俄罗斯至上,有强烈的大斯拉夫主义情怀。他们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态,认为西方在没落。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跟一百年后索忍尼辛的思维一样,都是强调西方堕落,要靠东正教、俄罗斯、国土三位一体,拯救世界。虽然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谴责为了所谓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恶魔理论,但他推崇的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本质是清晰的群体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托尔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虽然都恐惧和痛恨“革命恶魔”,但他们推崇的东正教的均贫富、反富、绝对平等,为后来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的兴起,就是靠平等、均贫富等口号而横扫人心。
当时俄国的亲西方派,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无神论者,虽然不买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们的帐,但在群体主义的根本价值上找到交叉点。因为他们的亲西方,亲的是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反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自然为列宁史达林的红色革命铺设了理论道路。
索忍尼辛是邪门的恶魔
所以,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绝非偶然,是俄国各派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群体主义价值为它浇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产士的作用。而从俄国兴起并传向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全球一亿五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同样出生俄国、21岁抵美、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痛斥说,“索忍尼辛是极权主义的群体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居英国、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更以轻蔑的口气说,俄国知识分子没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群魔》。但柏林对他的同胞还是客气了,没有提到事实上俄国知识分子祸害了世界。而英国学者艾琳.凯利(Aileen Kelly)就不那么客气了,她在《俄国思想家》导论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俄国对世界做了什么有益的贡献,那就是提供了一个告诫: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不计代价地避免俄国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国道路”的时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权统治,避免“奴隶精神状态”(群体主义的最糟表现形式)。只有在一个缺乏个体精神、个人心灵不强大的国家,才会崇拜政治强人,把装模作样的政客视为“伟大”。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伪人”捧为“伟人”。
所以,即使连理查.派普斯这样的大家也承认,当初看到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共产苏联解体,他对俄罗斯前途“相当乐观”,认为“俄国人自由了,所有捆绑他们的锁链被砸碎了。”可后来的发展显示“这没有发生”。派普斯认为,这跟“农奴精神状态”的惯性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健康而强大的社会,关键是要有强大心灵的个人,只有个体主义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准则和哲学,才会有一个拒绝“奴隶精神状态”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无法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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