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政治不成熟与个性张扬葬送赵紫阳

朱利全按：

多维新闻推出刘晓波的这个文章，让人感到是多维借用刘晓波的东西在阐述多维自己的立论。

我认为如果赵紫阳真的很“成熟”，很“内向”，那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赵紫阳了。跟其他共党的官员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该文的目的是抹杀了共党这个体制的根本问题所在。在这个体制内，不管是谁，都无法逃脱被消灭的命运，如果你想改变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为了它苟延残喘。

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在“六四事件”中，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作家刘晓波在2005年赵紫阳去世之际发表长文《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赵紫阳的局限性》一节中，刘晓波指出，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这篇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长文，动笔于2001年，后断断续续，其中有些部分也先后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过。十五年前的1989年春天，胡耀邦含冤而去；十五年后的2005年严冬，赵紫阳在软禁中走了。尽管，我对本文还不太满意，并不准备现在就全文发表，但紫阳的离世让我悲痛，官方封锁紫阳亡灵的无耻令我愤怒。所以，也不管自己对本文是否满意，我决定提前发表，以示对紫阳亡灵的悼念和敬重。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温家宝陪同下对学生发表谈话

序言

拒绝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官方记忆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着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因为，一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折，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然而，在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上做出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 “邓、胡、赵”曾被公认为驱动改革车轮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整肃“西单民主墙”开始就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默认极左派发动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他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4·26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在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如果按照赵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官民对立，运动决不会继续升级。但邓坚持“4·26社论”的错误，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接着，邓拒绝了赵的温和政策，宣布军事戒严，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邓又把对学运的定性由“动乱”升级为“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中国改革的“唯一人”，而有功于八十年代的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但前者冤死十五年、后者软禁十五年，而且两人的名字也在中国改革史上消失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层农村的自治性民主试验的最初发源，绝非中共突发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恩赐，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自觉设计，而是农民的自发诉求及其实践——为了社区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发创造出来的。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当城里的精英们还在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号之时，零星的自发的民选村官的政治尝试，几乎与小岗村的经济制度创新的大包干同步进行。最早的试验发端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时间是1980年。因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出现真空，公共管理陷于瘫痪。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出于对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们产生了自我管理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委会的试验由此开始。该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的六个生产队率先行动，每队提名一个候选人，125户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投票，最后韦焕能以全票当选村主任。显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了农民政治创造力的果实。官方对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规范，更多是出于填补基层农村的权力真空和便于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所做的，不过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肯定了民选村官的试验，随后又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并通过具体法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则不断发动打压民间的自发启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一切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是对极端独裁及其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思想”：“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邓小平在经济上甚至意识形态上是开明派，而邓在政治上无疑是中共高层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义上，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独裁权力所主导并优先服务于权贵阶层的跛足改革，是无视公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续积累底层仇恨和动乱因子的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中共现政权可以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但民间记忆决不能对这种制度性谎言保持沉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年代，邓小平自称第二代，是企图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从中共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在50年代就成为中共高层核心七人之一的邓小平，显然属毛、周一代，即中共第一代。因此，本文把胡、赵作为中共第二代的代表加以评述。

八十年代，有一种对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通行说法，即“邓、胡、赵三驾马车”。的确，邓小平作为中共改革战略的后台支柱，与作为前台领军人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曾经有过相互合作的蜜月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大陆中国政坛上的崛起，没有邓小平在幕后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邓小平在国内外如日中天的声誉的取得，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胡、赵后来的政治悲剧，也早已隐藏在邓小平的全力提携之中。

赵紫阳的局限性

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1、急于求成的心理和过于张扬的个性

赵紫阳的最大悲剧在于：既要借助邓的权威来排除党内高层的阻力，又要屈从于邓的太上皇嗜好和独裁体制的惯性而随时自我收敛。然而，赵紫阳毕竟不太像中共体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变革时代急于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欢公开化和透明的个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无疑是优秀的为政之德，但在中共体制下就会变成张扬或傲慢，遂使他最终难为邓小平所容。

赵紫阳的急于求成，表现在经济改革上，是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全力执行邓小平的硬闯物价关的决策，过早提出“加入国际大循环”，导致了党内和社会的普遍不满；表现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胡耀邦下台问题上），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他没有把胡耀邦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教训。他对其幕僚提出“新权威主义”，对明显带有把他塑造成新权威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及其“走向蓝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公开肯定，在中共体制下皆是犯忌的行为，很容易被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所利用。而此时，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新权威主义”和《河殇》解读为“拥赵倒邓”，自然会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猜忌。

虽然，据当时的“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提出者吴稼祥先生记述，在“新权威主义”正式出台之前，赵紫阳就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邓的首肯（参见：吴稼祥的《走卒随笔》），然而，中共的传统是独裁者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却不能轻易表态，特别是处于接班人地位的人说出同样的话，就会被太上皇怀疑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在这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有实质性区别。只不过，毛泽东对终生权力贪恋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邓小平对终生权力的贪恋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正是邓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导致他对周围人的病态敏感，无论真的权力挑战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观认定了来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渡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权谋的必然。

所以，无论赵紫阳在内心深处是否肯定自己已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邓的权威进行挑战，这样明显的政治信息都会被邓视为权力挑战，肯定要招致邓小平的不满，为早已对他不满的保守派提供得心应手的口实，也为他自己后来的下台做了铺垫。在此意义上，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讲，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在太上皇还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之时就锋芒毕露，是有政治幼稚病之嫌。在极权制度转型期的现实中，没有足够的政治韬晦修养（耐心）是无法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的。在这点上，与结束了前苏联的极权体制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胡、赵二人既缺乏戈氏的韬光养晦之耐心，在最高权力没有到手之前就已经锋芒毕露；也缺乏叶利钦身处政治逆境时的政治气魄，在下台后又过于洁身自好和沉默寡言。

2、官僚习性葬送了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

八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比，二者之间最大不同有三：首先是在运动的动员规模和政治诉求上，“八九”都远远走在“五四”前面，五四的主要诉求是“民族主义”性的，而八九的主要诉求是“民主主义”性的。其次是执政集团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巨大差异，五四时期的军阀政权无力对全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八九时期的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再次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完全不同：五四时期的世界动荡不安，中国的四周充满了紧迫的威胁；而八九时期的世界基本是和平的，中国的外在环境正在向越来越友善的方向变化。

可以说，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大规模动员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政府控制力仍然很强和友善的国际环境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进行可控制的社会变革，在政权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三者同时具备的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如果这三者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观念上、信息上的沟通和策略上、行动上的合作，其结果肯定会比缺乏控制的社会更积极。或者说，如果党内开明派能够把握时机、比较好地处理了运动的每一环节，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善意应对，完全能够在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开创出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新局面。

大多数人皆承认，中国大陆完成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的方式，显然是在强大民意支持下的执政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形成民众、社会精英阶层与执政党内开明派之间的良性互动，以避免人为隔骇造成某一方做出单方面的错误判断。而在政治改革风头正盛的八十年代，体制内外确实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政治改革。当时，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与自由知识界和民众之间，在总体立场上有着基本共识。而八九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运动的全过程中，种种复杂的人为阻力，使学生组织、知识界自由派和党内开明派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互动与合作。

事实上，在此之前，党内开明派并不是对出现大规模民间运动全无准备。据在六四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的赵紫阳智囊们中的一些人说，在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的智囊们已经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自发的大规模民间运动，并制定了在大规模民间运动还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对话和沟通的应对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头政治的出现。但是，这种主动沟通、对话的策略却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在八九运动开始时，甚至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呈请愿书，不但在当场没有得到官方的善意回应，而且在之后也没有启动对话、沟通机制，反而弄出个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的“4·26社论”，致使运动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

这之后，官方才开始被迫实施对话策略。但是，第一次对话，官方派出的袁木、何东昌等保守派官僚，摆出教训晚辈的权力傲慢姿态，除了就事论事的敷衍诡辩和教训学生之外，那场对话再无任何实质性内容。后来，党内保守派顽固坚持“4·26社论”的定性，再次导致运动升级为“5·13”群体大绝食，党内开明派才为了控制冲突升级和事态扩大，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苏峰会，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极有限的实质性对话。另一次有点实质内容的对话，是在新闻界因对“4·26社论”的强烈不满而组织了5月4日的大游行、并向新闻出版署递交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信之后，胡启立才于5月11日到《中国青年报》召开了一个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

1989年5月13日晚，阎明复在统战部主持了官民对话会。遗憾的是，阎明复并不是决策者，他出面召集对话是奉命行事，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极为现实、明确：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到京前撤离广场。显然，由于长期以来官方对民意的忽视、不尊重，对民间异见进行迫害与镇压，更由于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给学生们留下了过于恶劣的印象。这种主要由官方制造的人为隔膜，使民间缺乏对官方的起码信任。何况，大绝食开始之后，官方主动与民间的沟通以及对话，既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又是不平等的。这种对话，即便由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现场说服了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用当晚王军涛发言时的话说就是：“阎部长的真诚感动了上帝”）。

当然，阎明复在对话中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与开明派在党内的实力不够强大有关，但也不能否认，即便是党内开明派也无法摆脱“官权”高于“民权”、长官意志主宰民意的官本位传统。首先，此次对话的目的不是出于解决官民对立的问题，而主要是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的实用目的；其次，对话的基础不是出于对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更多是官方居高临下的要求；再次，对话的方式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妥协式合作（学生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了实质性满足和兑现），即便在阎明复的回应中有一定的妥协，也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性质；所以，在当时的气氛下，官民双方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良性互动，就带有必然性。

在此意义上，即便八十年代是党内开明派和社会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无法抓住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善意地引导支持改革的民意，将官民两种改革力量发展成良性互动的共识。

不可否认，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党内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但是，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长期政治传统和中共几十年的垄断性特权地位，已经养成了执政者居高临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开明和肯倾听异见如赵紫阳者，也不习惯于放下执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民意。如果党内开明派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不是只在党内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持与学运、知识界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策略共享，其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在赵紫阳发表“亚银会议讲话”之前，通过某种渠道向学生充分解释党内开明派的意图，而不是在党内斗争失败、赵自己的政治悲剧命运已经决定之后才亲赴广场，大概就不会有运动走向大绝食的升级，支持党内开明派的民间运动，也不会起到所谓的“帮倒忙”作用。在此意义上，“帮倒忙”的决不是学生们，而恰恰是开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以六四的血腥悲剧结局而落幕的八九运动，真正证明的：不是学生的不成熟和特权意识，而是党内开明派的不成熟和特权习惯；不是学生们的居功自傲、盲目轻率，而是自由知识界的名流意识和盲目轻率；不是学生们幼稚的英雄主义和非理性激进，而是自由知识界懦弱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因为他们已经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因为他们没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这宝贵的民意资源。

尽管如此，中共用刺刀戳穿了年轻的身体，同时刺刀尖也翻转地刺向政权合法性的心脏。年轻学子们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仍然是我们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大资本；中共政权的野蛮镇压，仍然是执政党不能不加以正视的难以愈合的伤口，它的阵发性疼痛将继续令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不时地抽搐。

八九运动给中华民族的最大启示：无论是处理偶发性的棘手事件，还是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一味对抗，致使本来温和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达到双方在心理上（因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人为的内心恐惧使然）的毫无退路的激化状态，然后动用强制力甚至暴力暂时解决问题，不仅在道义上是野蛮的，更是在实际效益上代价最大的方式，而且其效果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对具有道义性合法性的被镇压者如此，对失去道义合法性的镇压者更是如此。而在大陆中国，民间与执政者的冲突，无论是对抗的产生、激化，还是解决冲突的方式的粗暴和野蛮，其责任主要应由制度本身的暴虐性来负。

八十年代的年轻大学生们，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绝佳的民间舞台和百年不遇的历史时机，但是，由于长着胡子的人们的整体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中国人还会有这样百年不遇的时机吗？还会有八九运动那样有序而理性的民众运动吗？如果有，但愿长胡子的人们能做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