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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东：清理奥革阿斯牛圈（文论•上） ——文学史视野中的“8964” 作者： 李亚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6/14/2012 12:45:18 AM 一直都在想，二十多年前的8964，对这些年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将具有怎样的意义？有时跟朋友在一起，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 肯定是一次断裂，或者说一个转折。那又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学”，也就是“当代六十年”的范围。问题是哪怕从1949年讲起，期间还是发生了太多的转折与断裂：诸如1957、1966、1979、1985、1992……等等。在蔓延曲折的历史行程中，8964处于怎样的位置？究竟怎样的谈论，才够得上恰如其分？     这件事不好做。战战兢兢不说，没有足够的资讯。“资讯的空白导致理解力偏失”，就像友人北明文章里写的。她并引用了美国诗人拉姆斯菲尔德，写过的一首《未知》（The  Unknown），大意是说：     “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对于我们无知这一状况，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转引自北明《风的色彩》）  那又该怎么做？权当瞎子摸象、或录以备忘吧。 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 为写这篇文章，翻了几种当代文学史，看8964是怎么言说或者“绕过”的。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少说有七八十种吧，我只能翻检公认有影响、有见识的几种：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等。 洪著“90年代的文学状况”章，如是写： 由于1989年的政治事件，在90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度较为紧张，政治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控制加重。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也使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成为可能。（第386页） 提到了“1989年的政治事件”，认为“90年代”作为一个文学时段提出来，并非因为它具有独立的阶段特征；与当代文学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变化相比，它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因而言说重点放在1992年及其后。 陈著“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章，如是写： ……要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感谢您，高尔泰先生！ : 图为王力雄不久前拜访流亡美国的高尔泰先生和夫人浦小雨先生时的合影。 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篇博客。这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邮件，一封来自我内心殿宇中尤其尊敬的高尔泰先生写来的邮件。前些时日，力雄说他见到高尔泰先生了，并将我的诗集《雪域的白》代我赠与先生夫妇，已经令我惊喜不已。对于我来说...

传知行的创办人郭玉闪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新领军人，写过不少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郭玉闪和传知行追查近两千亿元的三峡基金具体去向，虽唤醒民众但得罪了权贵利益集团。因批评三峡工程入狱的有戴晴、何克昌、温定春、王小宁等，如今又多了一个义士郭玉闪。 一、“北大坐牢，清华做官”，郭玉闪被正式逮捕 一年前，中国的网络上、报刊杂志上和电视广播中传播很广的一条消息就是三峡集团的腐败。三峡集团内部人士也承认：“腐败现象多得很，基本一查一大片，如果真的要严办，牵连很广。而目前暴露的问题，尚属小问题。”因触及老老虎李鹏等权贵家族的势力范围，至今无人敢碰。一年过去了，除了三峡集团的两位老总平级调动、安全过关外，领导层中没有查出一个腐败分子，也没有查出一件腐败事实，更不要说有哪个负责人因贪污腐败而锒铛入狱的。 相反，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新领军人、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于2014年10月9日凌晨两点被北京警方闯入家中强行带走，并没收了电脑及硬盘和文件，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86天之后，2015年1月3日北京警方以一个与“寻衅滋事”毫无相关的“非法经营”罪名将郭玉闪正式逮捕。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郭玉闪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德国的教学体系中，政治经济学只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官方的指导思想。所以说郭玉闪是精通指导思想的“违法者”（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没有异议人士，只有违法者）。中国社会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这么一个评价，“北大坐牢，清华做官”。看来郭玉闪用自身的经历再次证实这个评价。 二、郭玉闪是三峡工程反对派新的领军人 郭玉闪是三峡工程反对派新的领军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是三峡工程反对派聚会的场所，三峡观察网——中国长江三峡工程研究（sanxia2008.org）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信息交流平台（现在已经被病毒入侵）。 把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抓入监狱，之前已经发生多次，戴晴（1998年）、何克昌（2001年）、温定春（2001年）、王小宁（2002年）等等。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曾说过：“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不知道潘家铮所指的贡献最大的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中是否包括戴晴、何克昌、温定春、王小宁还有郭

“有钱，就这么任性”，这个网络流行语多用于嘲讽中国的土豪不知节制，花钱夸张而不合常理。土豪的任性确实令人侧目，但无论如何，人家掏的是自家的腰包，并不损害他人。相比之下，“有权，就这么任性”才最恐怖，最可能危害社会，因而最应该被抵制。 在中国，警权无疑是最任性的公权力。 公权力跟法治的冲突、跟人权的冲突，主要就表现为警权跟法治的冲突、跟人权的冲突。习近平掌权后，高调承诺法治，承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实际上困难重重。近日召集的美中关系正常化四十年演讲会上，纽约大学孔杰荣教授就忍不住抨击中国最近的法治和人权状况，说他的很多朋友被投进监狱，他感到很悲哀。孔杰荣教授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功臣，也是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泰斗，不仅对中国人民一向怀有深厚情谊，而且一向坚守学术中立的立场。他的这番评价基于他的长期观察与分析，在国际法学界很有代表性。习近平的法治承诺之事倍功半，这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警权践踏人权  “中国警权之专横，任何法治国都难以想像。” 中国警权之专横，任何法治国都难以想像。林彪有云：“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同样可以说，在中国警权就是镇压之权。中国警察是专政机器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其职能主要是所谓刀把子职能。所以中国警察主要是政治工具，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制度设计都依据这个逻辑展开，注定了中国的警察体系与法治南辕北辙。  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滥用是必然的，导致警察体系的溃败。譬如，警权在经济领域过度扩张的结果，就是经侦的惊人腐败。这个问题早在郑少东执掌公安部经侦局时就已充分暴露，但迄今愈演愈烈而无任何收敛，对市场经济秩序构成巨大干扰。以至于人民日报文章都不得不承认：“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公安经侦部门频频出事，一些经侦警察滥用刑侦权，违法介入民商事纠纷，甚至以刑侦为名帮忙讨债或干预纠纷。这不仅侵害了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警察权从现实物理空间扩张到网络言论空间，更导致网络管制产业的空前繁荣，网络管制沦为利益集团的寻租狂欢。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警权对人权的践踏。这在2013年以来对中国公民运动的持续镇压中暴露无遗。联合国人权机构最近裁定广州警方对维权律师唐荆陵及维权人士王清营、袁新亭的羁押属于“任意羁押”，即为一例。岂止他们三人，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前年8月被捕，也未经任何一级法院判决，羁押至今一年半有余；广州维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