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清理奥革阿斯牛圈(文论•上)
——文学史视野中的“8964”
作者:李亚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6/14/2012 12:45:18 AM

一直都在想,二十多年前的8964,对这些年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将具有怎样的意义?有时跟朋友在一起,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
肯定是一次断裂,或者说一个转折。那又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学”,也就是“当代六十年”的范围。问题是哪怕从1949年讲起,期间还是发生了太多的转折与断裂:诸如1957、1966、1979、1985、1992……等等。在蔓延曲折的历史行程中,8964处于怎样的位置?究竟怎样的谈论,才够得上恰如其分?
    这件事不好做。战战兢兢不说,没有足够的资讯。“资讯的空白导致理解力偏失”,就像友人北明文章里写的。她并引用了美国诗人拉姆斯菲尔德,写过的一首《未知》(The  Unknown),大意是说:
    “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对于我们无知这一状况,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转引自北明《风的色彩》)
 那又该怎么做?权当瞎子摸象、或录以备忘吧。


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
为写这篇文章,翻了几种当代文学史,看8964是怎么言说或者“绕过”的。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少说有七八十种吧,我只能翻检公认有影响、有见识的几种: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等。
洪著“90年代的文学状况”章,如是写:
由于1989年的政治事件,在90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度较为紧张,政治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控制加重。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也使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成为可能。(第386页)
提到了“1989年的政治事件”,认为“90年代”作为一个文学时段提出来,并非因为它具有独立的阶段特征;与当代文学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变化相比,它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因而言说重点放在1992年及其后。
陈著“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章,如是写:
……要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事实背景,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激情受到一而再的挫败以后,一方面难以很快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五四”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受到质疑,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以及出现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对于传统道德理想的怀疑,转向对个人生存空间的真正关怀,特别是由此走向了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第321页)
     显然,“政治文化方面的事实背景”指不能明言的8964。对于“过来人”来说,不说包含着一种说,所谓“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等。可对于并非过来的人来说,即如对于80后、90后的莘莘学子,不说当然就等于没有。可见书中缺少了8964,不仅讲述的历史不完整,而为了使显得完整,就得支持某种“元叙事”剪裁历史。
我当然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可也固执地认为,历史的链条少了一节都不行。何况是大的链条。我记得“八十年代是有个句号的”,那句号“虽然有政治性,但更是文化的,也是文学的。”(李劼《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我能够理解同事们的无奈。但是假如有机会说出真实的话,就不能否认下面一句话的真理性: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
这是著名报告文学家卢跃刚于2006年初,在一篇题为“有一个人,叫刘宾雁”的文章里讲的话。在几年后的2009年春,他又公开写了《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宣布“我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我不愿意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意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预谋’,……戕人,然后自戕。”
让我坦白一下吧,这篇文章为什么起这题目。那是又一次读了卢跃刚的文章,他的话让吃“中国当代文学史”饭的人害臊,他在文章中的经验“分享”也让我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国近、当代历史(如果想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认真研究的话)如同打扫奥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那些出于政治的需要被忘却被蒸发的人物打捞回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

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
“所有的日子/都绕不过‘六月'”。这是目前还在服刑的诗人师涛,于2004年所写的一首诗。“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
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以后的史家会怎么记录?起码过来的人在讲,那是知识分子“过年”的气氛。现在有许多“重返八十年代”、“追寻80年代”、“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的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不过就连喜欢指摘的外国学者,都承认“1979到1989年是新中国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顾彬)。国内学者许允仁则在网上发表文章,说8964是“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与创伤记忆”。我认同他的表述,起码8964一开枪,许多人命运改变了。
曾在一篇文章里讲:“在那个风炎土灼的夏天,我的‘人民’迷梦醒了。”朋友汪建辉也是,他在为获2009年自由写作奖写的受奖词里讲:“1989年之前我在写诗,是一个梦想成为诗人的梦里人,1989年之后我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与那些不断敲回车键将句子分行的人所做的事相反,我将一个一个短短的句子连起来,形成一个个清晰、准确的现实长镜。”(《时间的重量》)这是一条没有回程票的路。去年出去的廖亦武更是。他在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耿耿于怀:
“以前我们只是把1989年看成是一种政治分界线,其实,它也是历史、文化的分界线,包括个人经历的某种分界线。……”
     其实何止我和我的朋友。著名作家莫言讲:“从整个的文学界来看,1989年是一个坎,1989年以后别说作家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他坦承自己“1989—1993年这一段是非常消沉的”。(《莫言访谈录》,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第58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据一本《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披露,1989年末,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兼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唐达成对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一次热血沸腾,大概燃尽了我心灵的最后一点激情。前七个是白雪公主面前的小矮人,第八个是铜像,奥斯维辛之后没激情。”还说,“炎夏之后是凉秋。”(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第356页,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5 年)
     当然迷梦醒来后,有个“睁开眼后怎么办”的问题。正像唐达成之子日记里所写:“当然,选择退出后,如果退出只是一种意志的一时冲动,也有可能以另外一种不自觉的形式进入。”事情确乎如此。于是造成了许多纠结。我们听到了一首唱遍南北的歌:“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也看到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文章明确提出,“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同时又说,抗议作为诗歌的主题,其可能性已被耗尽了:
“1989年在人们心灵上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对此,任何来自写作的抵销都显得不足轻重,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写作既不能镇痛,也不能把散落在茫茫人群中的疼痛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尖锐的、肯定的、个人性质的切肤之痛,极限之痛;既不能减缓事后的、回想中的恐惧,也不能加速恐惧的推进,如果它最终能推进到生死两忘、鞭笞和赞美混而不分的境界的话。……因此,当某种可怕的历史景观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时,我们发觉写作无力做出真正有效的反应。……”(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花城》1994 年5期)
——究竟是真是幻,应该如何取舍呢?其实此种现象,在世界史上多有发生。如纳粹大屠杀后的犹太人,“二二八”后的台湾作家,“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光州惨案”后的韩国,……事件过后都曾出现过长时间、大面积的失语。确实是“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国家的钳制只是一个方面。你发现语言不再胜任,你所经验的一切具有不可传达性。
一般来说,开始言说在一、二十年后,甚或二、三十年后。而且这样的言说,具有多大的价值、怎样的意义?也不是没有质疑。
除了感受上的莫名外,还有个认知上的困难。就是在茫茫历史中失去方向感,“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孤立无援的个人感到,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生生死死,又能如何。所经历的8964,不过是又一次虚无的证明。我们实在无力。更怎么好谈论,“文学史视野中的8964”?虚妄罢了。老实说,我也这样看。
不过从另一方面,也有一点思考。就是借鉴开放的世界史,对我们自身有所察知。我觉得相对的方位,可能还是可以捉摸的。怎么估摸呢?且以影响我们甚大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例。据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讲,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我想说前一句,相当于我们的1949,后一句好比1979的改革开放。还不仅如此。据说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新经济政策曾带来“文化复苏”,可惜接踵而来的是“新雅各宾主义”及其“猎巫运动”。以至于更后来的俄国知识界,把那段历史称为“祖国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
我想对于8964以至长期“维稳”,大概也能够如是说吧?
当然不是完全一样,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如何。也当然不意味着,“裂缝”中失去了生活。事情不是那样。如果我们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犹太作家凯尔泰斯的现成话,则集中营里也有幸福。“这一刻恐怖与幸福并存。但这种幸福比任何不幸都更恐怖。”(吴蕙仪译:《集中营里也有幸福的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访谈录》,《译林》2005年第5期)我想诚实地说,对于这样一种“幸福”,大概很少有人可以真正拒绝?就像我们这边乐观的诗人唱:“但自然并不因我停止它的运行/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何其芳)。果然到了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
对于此后发生的故事,文学史家洪子诚记述:
“在90年代初,我们猝不及防地目睹了作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又一次‘转向’和精神的‘溃败’。这种转向和溃败,以前或由于政治力量的压力,而现在,则是物质、金钱等的诱惑和挤迫。”(《文学的“转向”和精神“溃败”》,《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3日)
另一位研究者则颇有微词地书写:
“……或许,每个人的学术和社会态度的选择,都有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而很难被他人理解;但是,在中国的90年代,这转折,又过于整齐划一,过于轻松潇洒,甚至很少回过头去再看看自己早先的足迹。”(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第19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我想,是时候了。——“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文学史上的流亡者
1990年1月,中共高层分管文化宣传的李瑞环先生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以“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为题发表讲话,其中专门提到:
    就文艺战线来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是严重的,……有些人卷入了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极少数人甚至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对于这种状况,文艺界的同志要有清醒的认识,绝不可低估,更不能护短。……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文化精英”,在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成了“动乱精英”。在反革命暴乱破产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叛国出逃,从民族虚无主义走向了卖国主义。(李瑞环《务实求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若干年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以“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为题撰文,有这么一段: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中国作家纷纷流亡海外,加上原已应邀在外访问的,讲学的,也不得不在西方定居下来,为数可观,而且大都还继续写作,既出书,又办刊物,名副其实,形成了一股潮流,应该说,这还是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过的事情。这之前,辛亥革命以来,虽然有一些作家,或留学讲学,旅居海外,也有的还从事创作,但都知客居他乡,悠悠游子心态,故国时时在梦中,并不认可流亡。(《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郑义、苏炜、万之、黄河清策划编辑《不死的流亡者》,台北印刻2005年2月)
     他们讲述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在8964后,许多人“不愿继续作为中国体制内的一员”(杨炼),“六四凌晨的枪声把多少文人送上了流亡甚至逃亡的道路,也把中国文学的一支分流到了海外”(万之)。究竟多少人成了“文学史上的流亡者”?因材料所限,我不能回答。只能就自己的印象,列出个大致名单,并以此表达纪念:
     六四前出国,镇压后不归者:
     刘宾雁、王若望、北岛、高行健、胡平、马建、杨炼、友友、顾城、江河、万之、贝岭、戈扬、刘青、陈奎德、仲维光、还学文、郑念、巫宁坤、巫一毛、赵复三、古华、彭小明;
     六四后断断续续,从秘密通道出去的:
     高尔泰、金尧如、郑义、孔捷生、北明、苏晓康、祖慰、徐刚、苏炜、张郎郎、老木、老鬼、刘再复、吴仁华、京不特、多多、杨小滨、宋琳、刘洪彬;
     晚些时候“出中国”,到底跟8964有关的:
王军涛﹑郭罗基、于浩成、孟浪、一平、张伟国、蔡楚、严亭亭、张伯笠、李劼、黄翔、何清莲、黄河清、康正果、盛雪、齐家贞、茉莉、傅正明、井蛙、王一梁、冯海光、任不寐、刘念春、周勍、蔣品超、袁红冰……
上面这个名单,别说很不完整,是否准确都不敢说。其中有的过世了,有的后来又“回来”了,我如何能一一弄清?再如去年才出去的廖亦武、余杰等,并没有包括在其中。可他们出去再晚,不能说“与六四无关”。“统计口径”真的烦人,可也是讨论的前提。怎么办呢?就说一个例子:那走上了康拉德、纳博科夫式的道路,用英语写作获得成功的作家哈金,当然不在上面名单中。可要是细究的话,也跟8964有关。据说他到美国留学,那年准备回来,正赶上了64,就决定留在美国。其选择以英文写作,也与这个有关。根据报道他的考虑是:
    用非母语写作,很可能失败。但,如用中文写作,读者一定是中国人,作品必须在中国出版。而中国官方对出版品的审查制度,将使他的作品内容无法保持完整性。既然决定留在美国,他就别无选择,只能用英文写作。(《“六.四”20周年,哈金有话要说》)
据说哈金在2007年,出了部英文长篇《自由生活》。写一个中国留学生跟作者本人一样,从美国电视上看到天安门事件而决定留下,经过一番努力成了一个诗人。书中夹杂了一些诗,其中有首《交锋》就跟本题直接相关:
《交锋》(明迪译):看在上帝的份上,放松些吧。/别没完没了地谈论种族和忠诚。/忠诚是条双向街。/为什么不谈谈国家怎样背叛个人?/为什么不谴责那些/把我们的母语铸成锁链的人?/这条锁链把所有不同方言/禁锢在执政的机器上。/是的,我们的语言曾经像条河,/但现已萎缩成一个人工池塘,/你被困在其中,半死不活,/像宠物一样去服从和取悦。/所以我宁可在英语的咸水里/以自己的速度爬行。(转引自《六四诗歌20年回顾》一文)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多种言说的可能。即如学者赵毅衡为一种言说方式,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名诗人都到了海外”。批评家陈晓明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1989年后留在大陆写诗的一批诗人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于坚、钟鸣、雪迪、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孙文波、廖亦武、金海曙、吕德安、庞培、杨键、杨子、韩东、叶辉、唐丹鸿等。……没有证据表明,198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就停止了,或移到海外。如果认为“最优秀”的诗人都在海外,那么,同样“不逊色”的诗人依然在大陆写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19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
他想要表明的是,对那种认为89后最优秀的中国知识人移居海外,大陆的文学思想之类精神活动实际停止的说法,“笔者不能苟同”。他的立论当然有其依据。不过对他的“求是”,我想和对赵毅衡的“实事”一样,都有加以细辨与分说的必要。别的且不讲,“精神活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是否人留下就没有停止或停滞?需要更细致的论证。再如他文章中提到的廖亦武,不好说是“留在大陆写诗”的。曾经的诗人廖亦武,在8964后不是诗人了。当然他写了长诗《屠杀》、《安魂》,在狱中还写了《古拉格情歌》(法文版名为《犯人的祖国》),可我猜想,那不是陈先生所关注的;根据我的阅读,他不像是那“谴责那些把我们的母语铸成锁链的人”。
——这么多“文学史上的流亡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意味着什么?或许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依然不失为“中国当代文学”;有人认为出去了就是海外华人文学,大陆当代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本来就是两回事。更有人在“流亡”、“离散”、“移民”这些词中徘徊。我不想纠缠于这些标签,而倾向于一种动态的眼光。
我认为8964带来的流亡(有些人后来成“离散”),固然可以说加快了国人参与“世界大串联”的步伐,“标志着某种新的海外中国文化社群的出现”(陈奎德),甚或说“华人华文放光华”云云;但也应该坚持,像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确实跟现代汉语文学有关。毕竟据瑞典文学院的原话——他的“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着眼点在于“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我觉得他加入了法国籍之类,根本不是事情的关键。对于世界背景之下的国别文学史来说,选择用什么语言来写作才是关键。因而在此问题上,我比较认同陈思和的看法:“……譬如说严歌苓和虹影的小说,写的都是大陆的事情,包括高行健的作品,虽然说他是法裔作家,严格说来,还是中国大陆作家。”(李安东《冬天里的对话——陈思和教授访谈录》,《墨走集——文学放谈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
 如从我们“母国”的角度观察,则1989的流亡更非无关紧要。那么多人出去了,我不相信“母国”无动于衷。哪怕你决定口上不说,一百年都咬紧牙关。着眼于文学及文化大生态,我注意到学者谢泳表达的看法:19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形成,像1949年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一样,结局是建立在精英淘汰基础之上的。无论在学术界、文学界、新闻界还是科学界,“六四”以后由于精英流亡出现的空白,最后平庸成为大陆知识界的主流:
对文学界来说,最好的“右派”作家和最好的“知青”作家最后都走了,我们不用再开列详细的名单就可以想见,如今大陆文学界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如果刘宾雁还在大陆,右派作家中,人们记住的不会是王蒙。……精英出局后,平庸才会如鱼得水。(《斯人流亡  精英何在——写在流亡者刘宾雁先生八十华诞》,郑义、苏炜、万之、黄河清策划编辑,《不死的流亡者》,台北印刻2005年2月)
——显然这不是,国内学界乐于探讨、面对的课题。

诗人之死或先知言说的中断
8964造成“先知言说的中断”,使世纪末情绪提前降临。这是早在90年代初,由先锋评论家朱大可提出的观点:
 先知言说的全然中断,乃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三月二十六日,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子、痛不欲生的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饥饿的胃中仅有两枚腐烂的橘子。而五月十四日,骆一禾在京城广场上猝然昏迷,十八天之后,他尾随海子而去,走过黑暗的门槛,“眼望着家乡”。(《先知之门——海子和骆一禾论纲》,收《话语的闪电:文坛独行侠的“降龙十三篇”》,华龄出版社 2003年10月)
几年前他接受记者采访,继续说海子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路标”。“因为海子的死亡年份,恰恰是中国社会的里程碑,也是文化里程碑,在这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关注的问题,乃至人格特征,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时间分水岭。”(朱大可《“沉默是我的最后底线”》,《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4日)
    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89—1999》一文如是写:
在九十年代到来之前,也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有一个令人悲痛的春天。三月二十六日的死亡是一个不祥的预告,五月三十一日的死亡则是一个对于前者的确认。诗人之死不会与诗无关,更不会与这个春天无关。不然的话,在不长的时间里接连发生这样一些令人震惊的悲剧事件,便真的成了偶然。从春天到夏天,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中国,仿佛是又一次经历了1976年那样的大地震。惊天动地的雷鸣电闪中,中国大地有一个剧烈的颤动,中国的天空则留下了一道刻骨铭心的永远的隐痛。(《山花》1999年第11期)
     我们能听懂他的话,又不能说全听懂了。直到过了许多年,吴仁华《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一书出来,我才明白了谢冕先生写作中的悲情。“骆一禾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第一位死难者。”吴仁华书中记述:“……中共当局极为担忧骆一禾的死讯会引起社会震动,给学生运动火上加油,爆发更强烈的抗议浪潮,于是对骆一禾的家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的家人全力予以配合,严密封锁了骆一禾的死讯。……”(《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第16页,明镜出版社2007年5月)哦,一封锁就多少年。
不能怪文学史失职。一开始就不该期待。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 周伦佑在90年代初写于“风雪打锣坪”的《第三代诗人》一诗,具有显见的“诗史”和文献价值。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仅将结尾部分抄录下面:

……历经千山万水之后 第三代诗人
    正在修炼成正果 突然被一支鸟枪击落
    成为一幕悲剧的精彩片断  恰好功德圆满
北岛顾城过海插洋队去了  第三代诗人
留在中国坚持抗战  学会沉默
学会离家出走  同时作为英雄和懦夫
学会坐牢  在狱中慷慨陈词 拒不悔过认罪
学会流放  学会服苦役  被剃成光头
在镰刀与铁锤下面换一种活的方式
周伦佑在峨边服刑  廖亦武李亚伟
在重庆受审  尚仲敏在成都写检查
于坚在云南给一只乌鸦命名  第三代诗人
树倒猢狲散 千秋功罪十年以后评说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什么是“先知言说的中断”?这个就是。应该及时指出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人,确实力图在诗性表达方面有所突破。用周伦佑的话说,是“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以及“永远的伤口是一种深度,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关于这一表达及转换,需要更合适的人、做更专门的研究。
着眼于文学史大关节,有研究者强调了如下事实:
在先锋诗歌的历史上,1989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它具有一定的象征和转折意味。且不说这一年政治层面的历史变动,铸成了时代精神的震荡,单是海子、骆一禾的相继夭折,就令诗艺界茫然不已,……海子之死,一方面是为诗坛献身精神的符号化,一方面也构成了文化诗性大面积消失的象征源头,尔后许多诗人纷纷亮出白旗,踏上迢遥的精神逃亡之路。他们有的去赴死亡的约会,如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方向,有的耐不住寂寞和贫困的折磨逃离缪斯,改弦易张,扑入商海或者转写小说散文,如韩东、海男、张小波、朱文、秦巴子、叶舟,有的干脆就逃亡去了海外,如北岛、江河、杨炼、严力、牛波、张枣、张真、宋琳、胡冬、欧阳江河等,队伍分化、削减和流失的变异现实,无疑使先锋诗歌经受了一次历史的强烈震颤。(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文艺评论》2004年4期)
这些话看得人惊心动魄。“诗人纷纷亮出白旗,踏上迢遥的精神逃亡之路”,不能不造成一种更深刻、更本质的精神中断。当然这种精神中断远非从8964开始。或许某种精神逃亡,即使从先锋的诗歌界来看,也不是以8964为起点。或许更公正地说,这一年的逃跑并非没有伴随着抵抗。哪怕在有的人看来,是未必有效的美学反抗。可事实不宜抹煞。进入九十年代后,也不全是呜呼哀哉。
当然大的格局,似乎落花流水。诚如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一书所描绘的:“整个九十年代,中国诗界同知识界一样,弥漫着一种逃避主义的精神氛围;实质上,这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非政治化、反崇高倾向的必然性发展。”(第274页)他还特别指出:
    ……在中国,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诗人作为批判主体,一度在诗性表达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在九十年代以后,则为社会客体所操纵,包括为优越的生活所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徒享其名。(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第207页,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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