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潘探夫记
郭玉闪夫人 潘海霞
七月里，北京的天亮得早。 不到六点，阿潘就醒了，蹑手蹑脚收拾着东西。这是北京城里一个老小区的两居室，2014年10月9日，玉闪被抓走后，阿潘带着公公婆婆和孩子搬到了这里。
公公婆婆其实早已醒了。阿潘在手机上用“嘀嗒”软件叫了车，临到6点10分要出门时，儿子醒了，拉着妈妈，不让走，闹着要看妈妈昨晚烤的面包，看到已经被切片了又哭，老人也来帮着哄。
等一切收拾停当，终于要出门时，儿子乖了下来，给妈妈挥手说再见，脸蛋上还挂着泪珠。
一
临出门时，阿潘看了一眼墙角，那里放着两捧花，已干了。那是6月1日，她过生日时，玉闪 早早叮嘱了号子里临时关押的人，让出去后给她送来的。他怕人家失信，还特意叮嘱了两个人，结果都在当天送到了。一捧鲜红的玫瑰，一捧粉色的小花，干枯了， 她也舍不得扔，一直放着。让花和她一起，等着玉闪回来。
车已经在小区外等着了。从7月1日开始，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又在闹罢工（2003年传知行 研究所就在调查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管制问题，如今这问题愈演愈烈，玉闪的研究倒成了他的“罪证”之一），路上出租车很少。亏得有了拼车软件，出门方便了不 少。今天这位车主是去羊坊上班的，和阿潘要去的海淀看守所算是一路，路上30多公里，只需付不到40元，双方都合算。
对阿潘来说，如果“打的”，单程一趟就需要100多元。这两个月来，玉闪被转到海淀看守 所后，处境较为好转，经过争取，终于更换了阿潘作为代理律师，她才在相隔7个月后第一次见到了他。如今她每周去会见两次，往返路费也不少。家里经济本来就 不宽裕，玉闪和夏霖律师（阿潘是夏律师的助手）被抓后，更是拮据，所幸，朋友们都很帮忙，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二
阿潘个儿高挑，1.64米，和玉闪一样，可看起来比玉闪要高一些。她穿黑色T恤，灰裤子，干净利落，和出事前相比，脸庞清瘦了不少，原来茂密乌黑的短发，如今也间杂几茎白发了。
玉闪爱写古体诗，写给阿潘的近10首。他写诗喜欢用典，其中一首，将阿潘喻为卓文君，并表明心迹，决不负她：“最恨男儿心负一，琴心白头孰欺卿”。他们是一对美好的夫妇，两人在一起时，总是黏黏的，说话都大声，老公老婆地互相叫着，有时让朋友们弹嫌说“腻歪”。
今年6月1日，玉闪为妻子的生日还写了两首诗，其中有两句：“长夜喃喃翻旧信，霞飞云霁起晨烟”，内里有她的名字。
“这两年，因为外部环境的挤压，他变得烦躁，不像过去那么淡定，也会和我争吵。”阿潘说。这让两个人都难过，阿潘心里委屈。不过，她觉得，经历过这一遭，自己已原谅他了，谁让他已经受了那么多苦呢。
于阿潘来说，最难的日子，是今年春节前。玉闪被带走后，近3个月没有消息。2014年12月底，其他被抓的人陆续被放，可1月3日玉闪却被批捕。她原心存希望，此刻却觉得他是在劫难逃了。 那时，她日日心急如焚，奔走呼告，甚至也担心自己被抓，内心做好了一切坏的打算。
要过年了，她安顿父母带孩子回老家去。一个人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想通了许多事，关于他这些年做的事，关于我们的生活，等等。首先，还是要接受，然后再出发，面对将来的一切。”
这中间也有无尽的煎熬。其中包括那个无解之问：对“进去了”的人，究竟怎么做才好？外面的人口水横飞，可当事者，却是每一个具体情景的真实承受者。
“那种情况下，一面想要呼吁寻求关注，却又担心玉闪在里面受到更大的报复。”阿潘说。她顾不上这些争论，可她自己，为了寻求对丈夫一个最好的结果，一举一动，都要耗去无尽心力。
“其实没有人知道在里边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所面对的处境。我们的对面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你不知道他们（指体制）究竟会做什么。”阿潘说。
在一直不能见面的前7个月里，她先后给玉闪写了5封信，无处投递，索性公开，就当把自己 心里的话说给他听。一开始她是为了缓解自己心里的痛，后来，看了金雁、郭于华等几位老师的文章，她意识到，个人的苦难和遭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此外，文字不仅是记录，也是表达，要让人看到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经历迫害和劫难时，他们所呈现的精神样貌。
不过，就是写信，其实也要字斟句酌，担心着一些叙述，会对玉闪的处境不利。“他们（指办案者）都盯着呢。我又写了什么，他们全都掌握。”
三
很多人，期待着玉闪是他们心目中的样子，一个反抗体制的英雄。可阿潘觉得他不是。“他其实就是个读书种子。”一位朋友这样说，阿潘也觉得。“他是儒家，希望所为能改造社会。过去他就说过，无论体制变与不变，社会经济的问题都要有人研究，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一直。”
2011年，他曾多次给阿潘和其他朋友说，想去国外读书，好好读几年政治学或经济学。那话不久之后，2012年，发生了光诚事件。亲近的朋友知道，那就是他，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其实并无太多政治考量。
“情况很紧急时，我确实认真地想过后果。可是，对光诚来说，是生死问题；对我来说，只是几年自由的问题。用我的几年时间换他的生死，值得。” 事后，玉闪曾这样对朋友说。如今，几近一语成谶。
1995年，阿潘和玉闪都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一直到2006年，两人在北京结婚，此前，玉闪已从北大研究生毕业。早在2000年左右的BBS时代，他还在北大读书时，就一路言说，思考，从草坪沙龙，到2003年在北大推动人大代表选举程 序，他一直实践着自己的自由理念。
2007年，他创办传知行研究所，聚集了一群热切关注转型问题的年轻人，研究一些迫切的 问题。从2007年开始，传知行每年出一本《中国公民税收手册》，也出丛书，包括实证研究、翻译等，如《转型中国的心思与意念》、《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 分析》等等。2010年，传知行获得著名的“坦普尔”独立智库奖。此前，中国只有“天则经济研究所”获得过此殊荣。
手边有一本《思想的蝴蝶》，是传知行举办的“高校人文讲座”辑录，沉甸甸一册，是他们免费分送朋友的，如今，这是“京公预诉字（2015）1005号”起诉书上所列的玉闪“非法经营罪”的罪证。
光诚事件之后，玉闪的环境日益艰难。知道从此被彻底挂上了号，可他还是没有停止做事。有 时，阿潘会和玉闪发生争执，家扶老幼，她私心希望着，他能回到书房中来。他喜欢郊野，执意要在北京郊外租一个小院子，偏僻而便宜。为了让他过几天清静的读书日子，阿潘也同意了，虽然这样她上班会非常不便。
然而，才住了一个多月，2014年10月9日的那个凌晨，警察就当着父母的面，把他从家中带走了······
四
说话间，车已出了京城，上三环，再上万泉河路，向西北而去。清晨车少，车比往日都快。50分钟，就到了海淀看守所门前，这时才7:10分。
阳光很好。天蓝的像油漆涂过，白云又刷了几笔。这里是北京郊外的苏家坨镇。通往看守所大 门口的路两边，是两溜儿临时的板房，除了五六家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之外，其余就都是商店了。看守所上班还早，只有一家商店开张了，阿潘和店主打着招呼，也和几位早到的律师打着招呼。大家自觉地把会见申请书、律师证等，按照顺序摞起来，放在一家商店门口的空调机上。怕风吹走，有人找了块砖头压着。
阿潘今天到得早，排第五位。第一位是看守所门外一家律所的律师，有地利之便，几乎每次都抢排第一位，有会见的业务就方便了。
排了队，阿潘回到商店。店主彭大姐很热心，搬小桌子让她坐下。
这个10平米左右的小店，摆满花花绿绿的短袖，大裤衩，服务对象是来探视的人，会买了送给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
彭大姐开店两年多了。店名“众生”，问了得知，她是佛弟子，吃素信佛10多年了。
听到这，阿潘提起，在最受煎熬的日子里，她发了一个愿：若玉闪这次安然无恙地回家，她就吃长素。也没什么来由。玉闪对基督教、佛教都有研究，对佛学有亲近。她也是。但两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看时间还早，她走出去拍照。“每次来我都会拍一张照，这样也可以记录下来会见的时间。”她说，
她站在路边，用Ipad对准路边的一处蓝天。那是临时板房的后面，有两棵柳树，姿态特别美，舒展、无忧无虑地伸向天空。她调整着Ipad的角度，绕开板房丑陋的屋顶，只拍天和树的身影。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五
8点30分，看守所最外面的大铁门开了。阿潘和几位律师走了进去。9点就可以在会见楼登记了。登记完，9点半“号子”提人。在押的人从“号子”走到会见楼得半个小时。最后见到人，要10点了。
会见楼一层是家属送衣物的地方。二楼是律师登记和会见处。登记处的警察看了看电脑，对阿潘说：你这是补侦，看来没事，有可能放出来呢，语气很和善。这种来自“他们”的善意让阿潘多少有点安慰。
会见号是4号。这个数字不好啊。她皱皱眉头。“不过，其实这个座位很好。1号和9号，这两个座位会坐警察，不自在。4号在中间，能好一点。”她说。
进到会见室，背后是一堵墙，前面是一溜不锈钢的栅栏。每次会见，玉闪从里边出来，远远她就能看见了，然后坐下来，两人隔着栅栏说话。
“一坐下来，就说他最近看的书如何如何。”阿潘说。里边不能送书，看守所里有诸如《庄 子》之类的书，他反复看，也看一些儒家的经典。她觉得，他精神还好，瘦了点儿，不过还是有点气力不足的样子。看守所里吃两顿，早上玉米磣子糊，还要留一碗 到晚上吃。他是南方人，没米饭，还是吃不惯。
平日里她去会见，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等警察来撵了，才结束会见。这次，她进去时大约是9点50分，出来就到11点15分了。
“今天见面第一句话，又是号子里谁谁很可怜没衣服，让我下次帮着多送几件来。”阿潘出来后说，又好气又好笑。另外，他也惦记着家里，叮嘱阿潘让父亲去医院看耳朵。
回去的路上，阿潘还是在手机上叫了“专车”。这次，司机走的路经过京密引水渠，天蓝，凤凰岭深绿，乌蓝映着墨绿，这片沉静，偶尔被云朵打破。
阿潘不再说话。她有些累了。
12点多，回到家，爸妈早就等着了，热了饭菜。边吃边问情况，听着听着，阿妈就抹起了眼泪。
他胖些瘦些，现在和爸爸相比呢？阿妈指着老爸问。阿潘用手比划着：差不多，他还是壮呢。
会见时，离得有多远？有隔着茶几这么远没？阿妈还继续问着。 “有。”她低头边吃饭边说。同样的问题，每次会见回来，妈妈都要仔细问一遍。
“会见这么多次，你们拉过手没？”我问她。“只一次，那时警察还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见结束时，我们假装很正式地握了一下手。”她说。
“妈妈，放心吧，他的手还是肉乎乎的。没有瘦成什么样子。”阿潘放下筷子，大声地安慰着妈妈。
这是2015年7月2日。玉闪失去自由的第264天。他被起诉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罪证是传知行自己印刷、发放朋友的19000册思想书籍。7月9日，有消息传来，北京市公安局在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结束后，已再次移送案子到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七月里，北京的天亮得早。 不到六点，阿潘就醒了，蹑手蹑脚收拾着东西。这是北京城里一个老小区的两居室，2014年10月9日，玉闪被抓走后，阿潘带着公公婆婆和孩子搬到了这里。
公公婆婆其实早已醒了。阿潘在手机上用“嘀嗒”软件叫了车，临到6点10分要出门时，儿子醒了，拉着妈妈，不让走，闹着要看妈妈昨晚烤的面包，看到已经被切片了又哭，老人也来帮着哄。
等一切收拾停当，终于要出门时，儿子乖了下来，给妈妈挥手说再见，脸蛋上还挂着泪珠。
一
临出门时，阿潘看了一眼墙角，那里放着两捧花，已干了。那是6月1日，她过生日时，玉闪 早早叮嘱了号子里临时关押的人，让出去后给她送来的。他怕人家失信，还特意叮嘱了两个人，结果都在当天送到了。一捧鲜红的玫瑰，一捧粉色的小花，干枯了， 她也舍不得扔，一直放着。让花和她一起，等着玉闪回来。
车已经在小区外等着了。从7月1日开始，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又在闹罢工（2003年传知行 研究所就在调查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管制问题，如今这问题愈演愈烈，玉闪的研究倒成了他的“罪证”之一），路上出租车很少。亏得有了拼车软件，出门方便了不 少。今天这位车主是去羊坊上班的，和阿潘要去的海淀看守所算是一路，路上30多公里，只需付不到40元，双方都合算。
对阿潘来说，如果“打的”，单程一趟就需要100多元。这两个月来，玉闪被转到海淀看守 所后，处境较为好转，经过争取，终于更换了阿潘作为代理律师，她才在相隔7个月后第一次见到了他。如今她每周去会见两次，往返路费也不少。家里经济本来就 不宽裕，玉闪和夏霖律师（阿潘是夏律师的助手）被抓后，更是拮据，所幸，朋友们都很帮忙，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二
阿潘个儿高挑，1.64米，和玉闪一样，可看起来比玉闪要高一些。她穿黑色T恤，灰裤子，干净利落，和出事前相比，脸庞清瘦了不少，原来茂密乌黑的短发，如今也间杂几茎白发了。
玉闪爱写古体诗，写给阿潘的近10首。他写诗喜欢用典，其中一首，将阿潘喻为卓文君，并表明心迹，决不负她：“最恨男儿心负一，琴心白头孰欺卿”。他们是一对美好的夫妇，两人在一起时，总是黏黏的，说话都大声，老公老婆地互相叫着，有时让朋友们弹嫌说“腻歪”。
今年6月1日，玉闪为妻子的生日还写了两首诗，其中有两句：“长夜喃喃翻旧信，霞飞云霁起晨烟”，内里有她的名字。
“这两年，因为外部环境的挤压，他变得烦躁，不像过去那么淡定，也会和我争吵。”阿潘说。这让两个人都难过，阿潘心里委屈。不过，她觉得，经历过这一遭，自己已原谅他了，谁让他已经受了那么多苦呢。
于阿潘来说，最难的日子，是今年春节前。玉闪被带走后，近3个月没有消息。2014年12月底，其他被抓的人陆续被放，可1月3日玉闪却被批捕。她原心存希望，此刻却觉得他是在劫难逃了。 那时，她日日心急如焚，奔走呼告，甚至也担心自己被抓，内心做好了一切坏的打算。
要过年了，她安顿父母带孩子回老家去。一个人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想通了许多事，关于他这些年做的事，关于我们的生活，等等。首先，还是要接受，然后再出发，面对将来的一切。”
这中间也有无尽的煎熬。其中包括那个无解之问：对“进去了”的人，究竟怎么做才好？外面的人口水横飞，可当事者，却是每一个具体情景的真实承受者。
“那种情况下，一面想要呼吁寻求关注，却又担心玉闪在里面受到更大的报复。”阿潘说。她顾不上这些争论，可她自己，为了寻求对丈夫一个最好的结果，一举一动，都要耗去无尽心力。
“其实没有人知道在里边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所面对的处境。我们的对面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你不知道他们（指体制）究竟会做什么。”阿潘说。
在一直不能见面的前7个月里，她先后给玉闪写了5封信，无处投递，索性公开，就当把自己 心里的话说给他听。一开始她是为了缓解自己心里的痛，后来，看了金雁、郭于华等几位老师的文章，她意识到，个人的苦难和遭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此外，文字不仅是记录，也是表达，要让人看到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经历迫害和劫难时，他们所呈现的精神样貌。
不过，就是写信，其实也要字斟句酌，担心着一些叙述，会对玉闪的处境不利。“他们（指办案者）都盯着呢。我又写了什么，他们全都掌握。”
三
很多人，期待着玉闪是他们心目中的样子，一个反抗体制的英雄。可阿潘觉得他不是。“他其实就是个读书种子。”一位朋友这样说，阿潘也觉得。“他是儒家，希望所为能改造社会。过去他就说过，无论体制变与不变，社会经济的问题都要有人研究，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一直。”
2011年，他曾多次给阿潘和其他朋友说，想去国外读书，好好读几年政治学或经济学。那话不久之后，2012年，发生了光诚事件。亲近的朋友知道，那就是他，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其实并无太多政治考量。
“情况很紧急时，我确实认真地想过后果。可是，对光诚来说，是生死问题；对我来说，只是几年自由的问题。用我的几年时间换他的生死，值得。” 事后，玉闪曾这样对朋友说。如今，几近一语成谶。
1995年，阿潘和玉闪都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一直到2006年，两人在北京结婚，此前，玉闪已从北大研究生毕业。早在2000年左右的BBS时代，他还在北大读书时，就一路言说，思考，从草坪沙龙，到2003年在北大推动人大代表选举程 序，他一直实践着自己的自由理念。
2007年，他创办传知行研究所，聚集了一群热切关注转型问题的年轻人，研究一些迫切的 问题。从2007年开始，传知行每年出一本《中国公民税收手册》，也出丛书，包括实证研究、翻译等，如《转型中国的心思与意念》、《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 分析》等等。2010年，传知行获得著名的“坦普尔”独立智库奖。此前，中国只有“天则经济研究所”获得过此殊荣。
手边有一本《思想的蝴蝶》，是传知行举办的“高校人文讲座”辑录，沉甸甸一册，是他们免费分送朋友的，如今，这是“京公预诉字（2015）1005号”起诉书上所列的玉闪“非法经营罪”的罪证。
光诚事件之后，玉闪的环境日益艰难。知道从此被彻底挂上了号，可他还是没有停止做事。有 时，阿潘会和玉闪发生争执，家扶老幼，她私心希望着，他能回到书房中来。他喜欢郊野，执意要在北京郊外租一个小院子，偏僻而便宜。为了让他过几天清静的读书日子，阿潘也同意了，虽然这样她上班会非常不便。
然而，才住了一个多月，2014年10月9日的那个凌晨，警察就当着父母的面，把他从家中带走了······
四
说话间，车已出了京城，上三环，再上万泉河路，向西北而去。清晨车少，车比往日都快。50分钟，就到了海淀看守所门前，这时才7:10分。
阳光很好。天蓝的像油漆涂过，白云又刷了几笔。这里是北京郊外的苏家坨镇。通往看守所大 门口的路两边，是两溜儿临时的板房，除了五六家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之外，其余就都是商店了。看守所上班还早，只有一家商店开张了，阿潘和店主打着招呼，也和几位早到的律师打着招呼。大家自觉地把会见申请书、律师证等，按照顺序摞起来，放在一家商店门口的空调机上。怕风吹走，有人找了块砖头压着。
阿潘今天到得早，排第五位。第一位是看守所门外一家律所的律师，有地利之便，几乎每次都抢排第一位，有会见的业务就方便了。
排了队，阿潘回到商店。店主彭大姐很热心，搬小桌子让她坐下。
这个10平米左右的小店，摆满花花绿绿的短袖，大裤衩，服务对象是来探视的人，会买了送给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
彭大姐开店两年多了。店名“众生”，问了得知，她是佛弟子，吃素信佛10多年了。
听到这，阿潘提起，在最受煎熬的日子里，她发了一个愿：若玉闪这次安然无恙地回家，她就吃长素。也没什么来由。玉闪对基督教、佛教都有研究，对佛学有亲近。她也是。但两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看时间还早，她走出去拍照。“每次来我都会拍一张照，这样也可以记录下来会见的时间。”她说，
她站在路边，用Ipad对准路边的一处蓝天。那是临时板房的后面，有两棵柳树，姿态特别美，舒展、无忧无虑地伸向天空。她调整着Ipad的角度，绕开板房丑陋的屋顶，只拍天和树的身影。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五
8点30分，看守所最外面的大铁门开了。阿潘和几位律师走了进去。9点就可以在会见楼登记了。登记完，9点半“号子”提人。在押的人从“号子”走到会见楼得半个小时。最后见到人，要10点了。
会见楼一层是家属送衣物的地方。二楼是律师登记和会见处。登记处的警察看了看电脑，对阿潘说：你这是补侦，看来没事，有可能放出来呢，语气很和善。这种来自“他们”的善意让阿潘多少有点安慰。
会见号是4号。这个数字不好啊。她皱皱眉头。“不过，其实这个座位很好。1号和9号，这两个座位会坐警察，不自在。4号在中间，能好一点。”她说。
进到会见室，背后是一堵墙，前面是一溜不锈钢的栅栏。每次会见，玉闪从里边出来，远远她就能看见了，然后坐下来，两人隔着栅栏说话。
“一坐下来，就说他最近看的书如何如何。”阿潘说。里边不能送书，看守所里有诸如《庄 子》之类的书，他反复看，也看一些儒家的经典。她觉得，他精神还好，瘦了点儿，不过还是有点气力不足的样子。看守所里吃两顿，早上玉米磣子糊，还要留一碗 到晚上吃。他是南方人，没米饭，还是吃不惯。
平日里她去会见，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等警察来撵了，才结束会见。这次，她进去时大约是9点50分，出来就到11点15分了。
“今天见面第一句话，又是号子里谁谁很可怜没衣服，让我下次帮着多送几件来。”阿潘出来后说，又好气又好笑。另外，他也惦记着家里，叮嘱阿潘让父亲去医院看耳朵。
回去的路上，阿潘还是在手机上叫了“专车”。这次，司机走的路经过京密引水渠，天蓝，凤凰岭深绿，乌蓝映着墨绿，这片沉静，偶尔被云朵打破。
阿潘不再说话。她有些累了。
12点多，回到家，爸妈早就等着了，热了饭菜。边吃边问情况，听着听着，阿妈就抹起了眼泪。
他胖些瘦些，现在和爸爸相比呢？阿妈指着老爸问。阿潘用手比划着：差不多，他还是壮呢。
会见时，离得有多远？有隔着茶几这么远没？阿妈还继续问着。 “有。”她低头边吃饭边说。同样的问题，每次会见回来，妈妈都要仔细问一遍。
“会见这么多次，你们拉过手没？”我问她。“只一次，那时警察还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见结束时，我们假装很正式地握了一下手。”她说。
“妈妈，放心吧，他的手还是肉乎乎的。没有瘦成什么样子。”阿潘放下筷子，大声地安慰着妈妈。
这是2015年7月2日。玉闪失去自由的第264天。他被起诉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罪证是传知行自己印刷、发放朋友的19000册思想书籍。7月9日，有消息传来，北京市公安局在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结束后，已再次移送案子到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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