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一代: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使命

—序齐治平《原来这里有个门》
作者:杨海


这是一本关于八九六四的书,这个话题是我始终不愿意回忆和提起的,所以作者希望写序的请求被我下意识地拖延。这种正在延续的历史,浸透着鲜血和苦难,提起她,有时候要泪流满面。



1989年是一座界碑。这座界碑浸透了中国青年学生的鲜血。八九一代在血泊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历大难者必有大悟”,六四屠杀的炼狱锻造了八九一代充满悲壮的人生。



“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个目标在中共统治大陆后,遭到中共的刻意扼杀不再被当做一个事业的目标提起。而“六四”之后,这个目标再一次被提起,并在八九一代的呐喊与牺牲中,愈至响亮和清晰。这个目标蕴育于八十年代自由化的时代,而铸就于鲜血之中,它是八九一代终生奋斗的根本目标。



要谈八九一代就不能不谈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的状况。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所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是大家都始料未及的。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学子们对耀邦先生的深切告慰。“四·二六”社论是何等的杀气腾腾,4月27日的早晨,北京各高校的校园里又是何等的紧张与肃杀!但是,十数万中国青年学生众志成城,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天作豪情面对独裁者的恫吓与叫嚣。“四·二七”大游行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是中共统治大陆以来所从未遭遇过的失败。邓小平独裁集团没有想到中国青年学生敢于以如此行动蔑视他们。那天,游行结束回到学校时,各个学校无数白发苍苍的老师满含热泪拥抱他们的英雄,欢呼他们的学生胜利归来。



八九一代在1989年4月27日的英雄壮举是他们的父辈无法想象的。这个胜利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充满自尊与自信地面对中共统治者的威吓,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得到了无可估量的提升,被长期压抑的人性得到了解放,人民的自信心开始树立。“四·二七”大游行是一座光照历史的丰碑,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一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经过“文革”结束后十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与熏陶,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由于无可抗拒的责任感、使命感的召唤,八九一代高举民主的大旗冲锋陷阵。在当时,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唯一选择。这种抉择就意味着牺牲。受难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的命运,充满了古老东方的凄凉与悲壮。



即使如此,屠杀的残酷还是超乎常人的想象——在首都北京,在全世界都密切注视的天安门广场,与日本鬼子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不相上下的“六四屠杀”开始了,坦克的碾压,机枪的扫射。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的勇敢无畏的中国学生和北京市民,与丧心病狂无耻堕落的独裁者同时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无法遗忘的1989。



六四屠杀把邓小平、李鹏之流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面对坦克和机枪所表现出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视死如归以生命抗击暴政的英雄气慨震撼了整个世界,赢得了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尊重和赞誉,伟大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铸就了充满良知、血性与正义感的“八九一代”。



八九一代的良好声誉绝不应成为某些所谓的学生领袖、政治明星对外炫耀、捋掠利益的“私有财产”,因为它是所有献身于民主运动的中国青年学生所共同创造的,是那些已经为自由民主事业献出生命的同学们的鲜血所铸就的。“死者长已矣”,但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八九学生能够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学们。



八九一代虽然倒在血泊之下,但是它没有失败,它激发起更多的中国学子为祖国的自由民主奋斗终生的信念。凭心而论,八九民运中,学生已经竭尽全力,甚至可以说是在独自承担着民主事业的重担,虽然力所不能及,但也是别无选择。当时我们的确也得到了父辈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的力度距离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的要求还是太遥远了。我为以后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他们回避责任而说出的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感到羞耻和心寒。“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这两句诗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六四屠杀后,八九一代的生存与成长都是艰难的、悲惨的,这里几乎充满一个民族的血泪。各式各样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转化思想、开除学籍、不准工作、劳教、劳改、酷刑等等,八九一代的履历上留下了无数政治迫害的烙印。然而,由于有了八九民运的洗礼,在苦难与迫害的磨砺中,八九一代愈显执着与坚定。八九一代中一大批优秀者已经在中国大陆的许多领域崭露头角,在民运、维权、传媒、思想界更是风头甚劲,而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民主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则是不争的事实。



我想着重谈谈下面几位八九一代的优秀代表。他们都是长期以来公开坚持、宣扬人权民主理念,为当局所忌恨,虽遭到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迫害仍斗志弥坚但却不为世人所熟知的自由知识分子。



先说江棋生。这或许是因为江棋生年长我们二十岁。的确,从年纪上看这是事实。但是我始终愿意把江棋生视为八九一代的杰出代表者之一。在八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是以学生的身份积极介入学运的。江棋生温文儒雅,待人真挚,平易近人,同学们都视他为兄长、学长,八九年他被推举为北京学生对话团常委。六四屠杀后,面对独裁者,江棋生不屑于委身妥协,被关入秦城监狱。获释后,信念愈坚,立言著述,仗义执言,为人权民主事业不懈努力。



江棋生的著述由于当局的封杀不可能在大陆集结成册,但是,他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深刻思考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由于我手头的材料都给了朋友传阅,无法收回,因此不能一一详列。但我还是记得他在与一个朋友的对话录中的几句警世名言:“我着眼于变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变专制规则为民主规则”;“所谓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乃是无知或欺世之谈。不适合民主的只是中国的官情,决不是中国的民情”;“我们投身的是民主运动,那就应该区别于以前的任何政治,就不能玩政治,当政客,不能因为政治是肮脏的也进去肮脏一把”;“我们现在就要着力播扬人的精神,既要摆脱暴民心态,更要摆脱奴性。我们要提倡公民心态,人格平等心态”。



1998年,江棋生与林牧、丁子霖先生一起联署两个宣言,大力倡导与推动“公民运动”。以公民运动的方式实现中国向自由民主政治的公民社会的转型,是八九以来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经过长期思考和探求所达成的最为广泛、最为牢固的共识,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公民运动与公民社会理念的提出迅速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方法》杂志在1999年第一期中就以“创造人格独立的公民社会”为专题进行讨论,王富仁、秦晖、何光沪、何怀宏等许多学者撰文发表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我注意到,在这以后,在大陆的媒体上,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和进步媒体开始更多的使用和传播“公民社会”的理念。江棋生作为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始终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姿态秉笔直言、捍卫人权、抨击时弊,赢得了知识界的尊重和赞誉。



1999年,江棋生和朋友们一起发起纪念六四十周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身体力行,一扫书生之气,走上北京街头张贴“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灵”的传单,被当局非法羁押,在被关押14个月后,被以颠覆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仍旧坚守大陆,意志弥坚。



再说刘贤斌。刘贤斌是八九一代中一位丰碑性的人物。刘贤斌与我同年,都是1968年出生,属猴。刘贤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管理学院87级学生,积极投身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六四后,依然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于1991年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二年半有期徒刑。1994年出狱后,他又全身心投入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运动。在98年组党遭到大镇压后,刘贤斌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挺身而出,担当起整合的重任,后被当局处13年有期徒刑。虽出师未捷,担其尽心竭力,堪称楷模。刘贤斌性格温和,组织能力很强。在工作中他从来都是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他近似苦行僧的生活让人感动,他那高尚的人格、坚韧不拔的意志、执着的信念,我一直是非常钦佩的。我认为,在大陆坚持民主人权运动的八九学生中,刘贤斌是实干家,是最优秀的代表者之一。2008年出狱,2010年又遭抓捕,判刑10年。现在仍在狱中。



六四之后,一直在大陆毅然决然坚持的八九学生中,也不乏思想深邃、学识渊博的学者。王天成、傅国涌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者。王天成原系86级北京大学宪法学研究生,89年毕业后留校任北大法律系讲师。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以胡石根为代表的民主力量毅然决然地扛起89大旗,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文笔犀利的王天成以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出任中国自民党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的宣传部长。1992年5月,自民党遭到中共的残酷镇压,胡石根等自民党临时中央的二十多位同志被捕。同年8月,王天成被捕。后来,被罗织“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罪名的胡石根被处20年有期徒刑,王天成被处5年徒刑。1997年,王天成刑满出狱。出狱后的王天成仍致力于国家未来政治体制的学术研究。短短的时间内,他参与选题、翻译学术名著《政治的罪恶》;撰写学术论文,他的《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三论共和国》立意深刻,逻辑严密,其敏锐的洞察力受到极大的赞誉。尤其《论共和国》一文堪称力作,它为国家未来体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思路。王天成学术而后坐牢,坐牢而后继续学术。在生存的重压下,在没有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的中国大陆,他顽强的坚守着,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已经开始为世人所瞩目,而他心灵深处所付的代价是人们难以想象的。随后出国,在美国坚持大陆民主转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同王天成的经历相似,傅国涌两次入狱。他第二次出狱是在1998年底。傅国涌是一个勤奋的思想者。“贫贱不能移”,傅国涌就是在极度贫困中坚持写作的。1999年我在北京作书,他的《世纪悲歌》(联系出版时改名为《自由的悲歌》)一书的书稿最早交给我。这本书的出版历程可以再写一本书。从秋天到春天,历经二十多家出版社,有时几乎大功告成了,但是到最后总是由于出版社细读此书后害怕遭中宣部查处而致夭折。《自由的悲歌》的遭遇是大陆出版自由的悲歌。书中几十篇文章,深刻剖析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专制的政治传统,其水准之高,倍受读过书稿的朋友的称道。即使那些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称赞不已。中国华侨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是流着眼泪读完全书的。怀着平常心,傅国涌求索着,他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做事风格,他那“不能日日将军,但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执着,是他的最好写照。目前,傅国涌已经冲破了当局对他设置的种种藩篱,以他才华横溢的文笔和睿智的思想,成为大陆思想界的一位大家。



八九一代的崛起把民主维权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令人欣慰的。虽然八九一代里也是鱼龙混杂,也有投机分子,也有叛徒,也有品德卑劣者,但是,八九一代毕竟是一座宝矿,正如一个朋友的两句诗所言,“千淘万滤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除了江棋生、刘贤斌,除了王天成、傅国涌,还有许许多多我熟识的八九战友无法一一提起,甚至包括还在狱中的陈卫、赵常青、郭飞雄。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良知、正义、信念、希望和坚守。因为他们,我感到自豪。



八九一代的优秀者,他们还在坚守着,没有怨言,没有奢求,只有责任与使命。即使为此而忍受苦难、承受迫害,他们也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扛起一个民族的苦难。这也是他们一生都无可回避的宿命。



是为序。
—— 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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