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不聪明

燕云飞


   习近平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聪明。

本人迷恋和别人拥戴

  20171018,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理论探索,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接着,政治局常委中的其它6人一齐出动,亮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面隐藏的三个字“习近平”。于是,党代表在讨论中热烈欢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党章。名列党章,不见得是什么好兆头。林彪的大名就曾在党章上闪亮登场,什么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繁体,简体就是“习近平思想”。看起来是众人加冕,不得已而黄袍加身;如果不是本人迷恋,别人怎么能强加?不要说习近平,就连山呼万岁的毛泽东,他说一聲毛泽东思想的不要,也就不要了。1945年,中共七大的党章首先载入“毛泽东思想”。到了1956年召开八大时,正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之后,国际上反对个人崇拜之声来势汹汹,毛泽东为了避风头,从八大的党章上拿掉了“毛泽东思想”。当然,风头一过,他又欣賞別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了。
    习近平自以为聪明的是:不是我要搞个人崇拜,而是别人要崇拜我;其实并不聪明:习近平和6个常委之间的预谋,以及党代表与习近平之间的配合,一眼就能看穿。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结果是一场悲剧;习近平东施效颦,也想搞点个人崇拜,只能沦为笑剧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发言中说:“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领导核心为全党掌舵。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与坚定信念,他站在历史的高点,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引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句子太长了,暂且打住。称习近平“为全党掌舵”,也就是“舵手”了,还有四个“伟大”。照他这么一说,好像毛泽东从水晶棺里爬出来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不甘落后,极力鼓吹三忠于——“绝对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领袖”。听他的话音,好像林彪从温都尔汗跑回来了。蔡奇、李鸿忠之流说得激昂慷慨,十九大会场之外,闻者无不哈哈大笑。“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习近平的报告中36次提到“新时代”。既知新时代,何以上演旧戏码?自胡耀邦主持的中共十二大以来,历届党章都载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违禁怎么办?没有措施。党章和宪法都是通过容易执行难。但至少表明一种否定性的思想倾向。时移势异,还想复制毛泽东,何其不聪明乃尔!
  循惯例,修改了党章,下一步就是修改宪法。宪法,乃国之定规、人之契约、法之根本。宪法的权威,首先就在于不可轻易修改。1787年,北美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讨论了将近四个月,闭门造宪,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尔后,虽然补充了27个修正案,但宪法本身230年来一字未改。美国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违宪制裁十分严厉。在中国,宪法是儿戏。1949年以前,产生了10部宪法;1949年以后,宪法性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有5部。现行的1982年宪法,也已修改过四次了。但愿习近平的不聪明到此为止,不要再去折腾宪法了。

画蛇添足和侵犯产权

   中共十九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说:“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摆出中共的指导思想,表明站在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又是道统在身。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为了说明自己的身份,总要从高祖、太宗说起。到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数不过来,只得简化为“列祖列宗”。现在中共的道统一连五个顿号,供奉六个牌位,一口气说不完,也简化为“列祖列宗”的思想算了。
   五个顿号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撇去了人名,只剩主义、思想、理论,没有意思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加上人名也没有意思了。例如说“胡锦涛科学发展观”,这就成了胡锦涛的独家秘方,科学发展观失去了普适价值,也就不具有指导作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上“习近平”三个字,至少是画蛇添足。
   还有比画蛇添足更糟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的思想吗?19829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出处,它的发明权是属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冠以习近平的名字,侵犯了邓小平的知识产权。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而且又加“思想”二字,就归人习近平名下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没有思想的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那就应该叫“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新时期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此一平(习近平)顶替那一平(邓小平),未免有偷梁换柱之嫌。

理论正宗和狗尾续貂
  
  但是,邓小平发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伪劣产品,习近平盜用一个假货,炫耀一番,更其显得不聪明了。
    中共的指导思想尊马克思主义为始祖。殊不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从马克思主义一路下来,说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统是狗尾续貂。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经就念歪了。当时人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不是救国家,而是救社会、救人类。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悲天悯人、胸怀世界的。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不是为了救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不是为了救英国。马克思继承了他们的救世情怀和人道精神,用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实践的学说,克服了空想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  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耐尔)的事业。马克思认为,至少若干先进国家的联合,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能具有单独一国的国家特色。《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人不应强调和坚持民族利益、民族特色。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矛盾概念:是社会主义就不是民族特色的;是民族特色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是国家主义,不是国际主义;是民族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在一国又一国胜利的社会主义,不就是各具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吗?所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根本没有一种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再简为“马列”),只有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中共的党章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圭臬,说明这个党既不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列宁主义。在斯大林时代及以后的一个时期,跟着喊“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许是不假思索、未经深究;在苏联解体、斯大林遭到批判的时代,还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呼唤斯大林的亡灵、对抗批判思潮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只提马克思主义,至少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拆开了。现在又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捆绑在一起,表明中共十九大倒退到了斯大林、毛泽东时代。
列宁主义是斯大林概括和推广的,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正是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强加给他的。列宁本人认为,在革命形势到来时,工农群众能不能夺取政权,这是一个问题;而夺取政权以后,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另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时机成熟时放弃革命是错误的,革命胜利以后不经过适当的过渡匆忙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也是错误的。他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比(注意,列宁的意思就是必须承认俄国为落后国家——引者),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812页)列宁在有些问题上,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俄国何时实行社会主义,他还是清醒的。列宁认为,从夺取政权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很长的过渡时期。他甚至说,这个过渡时期到底有多长?现在我们还不知道。1923年,夺取政权以后5年,列宁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第二年,列宁逝世了。斯大林在没有经过相应的过渡时期就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他违背了列宁的意愿,却把“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说成“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和不同道路

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说到这里,还是对的;接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不对了。各国的实际不同,因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不同的;但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是共同的。习近平访问越南、老挝时,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广为“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各国特色社会主义”。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只有一个,没有中国特色的罗马、越南特色的罗马、老挝特色的罗马等等;中国特色的罗马、越南特色的罗马、老挝特色的罗马等等就不是罗马了。只能说,罗马只有一个,通向罗马的道路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不能说有一条通向罗马的具有特色的道路,就有一个具有特色的罗马。同理,不能说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具有特色的道路,就有一种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俄国开始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一国又一国的胜利,不是先进国家的联合,本来就是“本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言自明,理所当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加上“中国特色”,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加上“本国特色”,毫无创意。一国又一国胜利的社会主义,虽然一时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各自的国家利益,竟至兵戎相见。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在欧洲落后国家搞出来的社会主义,虽非同时生、却在同时死,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而马克思的预言,正在欧洲先进国家变成现实。19世纪,为了边界纠纷而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谁能相信不同的国家会实行联合?20世纪,居然出现了先进国家联合的欧洲联盟,欧盟内部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人民福利和社会公正远胜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英国发生退欧风潮,终究不能搞垮欧盟。欧洲所出现的这一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另一条道路。一条是在落后国家发动暴力革命的道路,一条是先进国家联合起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演进的道路,就是被第三国际痛斥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20世纪,在落后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了。严格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在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时间、地点搞了社会主义,这种冒险试验的失败。所以,21世纪,在先进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又不可遏制地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残存的几个国家,打着“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各奔前程自顾自;欧洲的先进国家,在歐盟中实行联合、配合、融合的共同发展。到底哪样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
俄国人、中国人还有别国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干的事情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欧盟人不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甚至还有口头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所干的事情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奇怪吗?不奇怪。馬克思主義本來產生於西歐,是以觀照西歐的現實為基礎的。马克思确实揭示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的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违反历史规律就可以逃避惩罚;也不因为有人不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历史规律的作用就不会发生,正像不懂物理学的人也不可能摆脱物理规律一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滩烂泥

为社会主义加上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货色?
中国原来所坚持的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走入死胡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引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搞活了,社会主义得救了。所以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之后,下回分解却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社会主义”。越南跟着革新开放,引进资本主义,越南的社会主义也得救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故乡苏联,模式僵化,病入膏肓,没救了。当然,在中国、越南只是救了社会主义的招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如果要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要说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总之,从现实到思想,都是非驴非马主义。
19世纪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比喻为固体和液体,调和两者的哲学就是烂泥。不错的比喻。中国需要弥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缺陷。不应反资,但姓社姓资还是要问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来一个“不问姓社姓资”,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只能是一滩烂泥。政治上压制民主,经济上开放市场;政治上搞社会主义,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搞社會主義,缺乏公平,搞資本主義,又沒有自由;如此等等。
为什么当代中国会陷入一滩烂泥?

1953年,斯大林逝世,毛泽东雄心勃发。他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刘少奇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反而被指责为“右倾”。未经党的会议讨论,毛泽东擅自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的时间内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结果,不到三年,1956年1月中国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按毛泽东自己的标准,也是“左”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均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所不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推行空想社会主义的手段是说服和示范,说服不了,示范失败,只好散伙。毛泽东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企图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不服就镇压,因而造成灾难,结果下了地狱。为了制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毛泽东又拿根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来吓唬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地方“反资本主义复辟”,只能倒退到前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又发动一系列的运动,来对付矛盾,维护主观社会主义。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厄运,根源就在于1953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的转机来到了。1979年初,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不少党内理论家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必须“从头清理社会主义”,“补上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这一课”。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时的讲话,给予回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痛失清理的良机。尔后,“早产论”、“补课论”作为自由化言论受到批判。邓小平在反自由化的同时,又偷用了自由化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中,计划经济瓦解了,市场经济兴起了,外国资本进来了,本国资本复活了。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中國的崛起,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就是中外資本主義作出的貢獻。按照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乃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但他还是把它叫做“社会主义”。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还算客气的,其实根本没有出生证。到了1987年,邓小平才有所觉悟。他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的谈话)按邓小平的标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要6070年以后才够格,而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已经搞了30多年;虽然不够格,还是要叫社会主义,继续搞。资本主义的实惠不能丢,而社会主义的牌子又不能砸。
对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要有个说法。起初,把杂色社会主义归之于“初级阶段”。这种解释并不圆满。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差异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差异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是社会主义,事实上中国社会中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大量的。什么是社会主义?难以说清楚;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却不难说清楚。邓小平想了几年,想出一个“中国特色”来,杂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邓小平没有理论水平,只有随机应变。他以为,一切责难都能抵挡了。你说这样那样的不像社会主义,他就说这是“中国特色”;在中国,社会主义必须这么搞。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原则被“中国特色”颠覆了。“中国特色”成了在社会主义旗号下搞资本主义的保护色。因为不是正大光明地搞资本主义,偷偷摸摸地搞出一种最恶劣、最无耻、最凶残的资本主义。中国社会发展的地层完全搞乱了。
当今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如何?一时说不清楚了,等待历史老人的教诲吧。
    还有一点要提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引申,进一步贯彻,应当还有“新疆特色社会主义”、“西藏特色社会主义”、“内蒙特色社会主义”等等。从邓小平到习近平,自鸣得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藏着分裂的祸根而不自知,这是最不聪明的地方。
   
201711

《中国密报》第64
发表后有所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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