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那一天你倒在了广场》（朗诵稿）

 独立疏篱趣未穷

 

              ——读吴建民回忆录《岁月有痕》有感

 

治平

 

三十三年，三分之一个世纪。

三十三年过去，终于等来了建民兄的回忆录《岁月有痕》。连读两遍，思绪又回到了从前，仿佛我们还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现实却是我们都已是坐五望六的年纪，我们都老了。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活在世上的两个人能够相遇，我相信是要有点缘分的。建民度过童年时光的海院和我住的明故宫近在咫尺，我参加高考的考点，居然就是他读初中的学校，这似乎只是两个旁证。而我真正认识建民，应该是在八九年五月底，就是他提出“北上”计划的那次南京高校联席会议上。当时的建民神采飞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宣讲他的这个计划，极大地提振了与会同学的信心，大家仿佛打了一针兴奋剂，会场的气氛是热烈而激昂的。面对东大代表的反对意见，建民成竹在胸，一句反问便轻松过关，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当晚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毫不犹豫代表我们学校签名支持南高联发起“北上长征”活动的主要动因。

和建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应该是去查验他的身份。尽管建民的计划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响应，但也有不少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因为从计划提出到队伍组建，建民表现出的能力远非当时大多数在校学生所能及，而建民面对质疑时又有几分傲气，他申明必须由南高联常委级别的同学出面他才能配合身份查验，于是我就陪黄允翔去公干了一回，这是我印象中我们第一次见面。

八九学运留给每个在校学生的记忆都是终生的。我庆幸自己这辈子能在读书的年龄赶上八六和八九两次学潮。若干年后，每当专政机关的人指责我参与动乱的时候，我就会反问他们一句，当时的学生，有几个没上过街？他们往往无言以对。

八九民运遭血腥镇压之后，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审查对象。这段时间，是我和建民来往比较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刘庆和王银智被抓之后，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话题无非两类，一是总结学潮期间的经验得失，二是探讨今后该怎么办。我还记得，有一次韦进和我在紫霞湖游完泳后没事干，韦进说我们去找建民聊聊吧，于是我们就跑到建宁路干休所建民家。没聊几句就到了饭点，建民拿了一个大瓷碗下楼去斩鸭子招待我们吃晚饭。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说明那时的我们还不太懂人情世故，快到饭点了还跑到别人家蹭饭；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当时确是引为知己的，有什么话，只能自己几个人内部说说，不敢外传。

八九年七月底，我曾经有过一趟广州之行。此行只有建民、吴蔚我们三人知道，我去上海的车票和一百块钱路费也是建民在西站交给我的。那时候，我们已是可以深度合作的关系了。这次广州之行未能如约和香港朋友接上头。事后多年我才知道，我返宁没几天，建民就和香港方面联系上了，这其中的时间差，大约只在一周左右。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天意？

和建民的密切接触维持到八九年年底。因对是否该和赵敏多接触发生意见分歧，我有好几个月时间没去找他，直到六四一周年将近时，有一次在路边偶遇马宝龙，我们才又恢复联系。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用藕断丝连这个词来形容我和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偶遇短暂来宁的马宝龙，如果马宝龙不是“北上”的副总指挥，也许就没有我们后面的故事了。起诉书和判决书里提及的古林公园、绣球公园，还有在我宿舍的聚会，其实只有我们三人参加。9424那次人多一点，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马宝龙。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我们都去坐牢了而马宝龙没事。其实，当时建民和力夫已经建立了组织。出狱后我曾经多次和其他朋友说过，建民他们就是中毒太深，老是想学共产党草创时的那一套。不过那也不奇怪，大家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毒素早已渗入体内。

后来我被安全局拘传，并在他们的要求下去见过建民三次。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安全局要物色我去和建民接触。这次看了他的书，好像有点明白了。那时建民可能已对吴蔚有了戒心，她对安全局来说已无太大价值，所以他们需要换人接班。但如果安全局的人仔细研究我的个性，他们应该可以预测到，我会暗示建民的。而我当时就是觉得安全局是想通过我打草惊蛇，对建民欲擒故纵。三十多年过去，我基本确定这就是安全局的既定方案。如果建民留在南京不跑，他们还是抓不到大鱼，因为建民也好，力夫也罢，都不是他们眼里真正的目标。要知道，当时的香港还没回归，抓住一个香港来人，对他们来说，价值不知道要放大多少倍。

我之敬重建民，就在于他在被捕之后扛住了，没有出卖香港人。做人是讲究气节的，要能守住底线。这么多年，当我看见有的人明明出卖过自己的同道朋友，还被堂而皇之记录在民运大事记里充当英雄，被人崇拜，我就感觉这个世界甚为荒唐。顺带说一下，王立和我的遭遇几乎相同，都是在被拘传后拿要不要毕业、要不要分配这些来作为要挟，只不过后来我被直接逮捕，他被勒令退学而已。我不太清楚王立当时做过些什么，所以当初仅凭印象，笔下孟浪，未能体谅他承受的压力。这次看了建民的回忆，才知道自己误会王立了。可惜，王立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和他说抱歉了。我只能在这里说一句，王立兄，对不起！

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当年的案情基本上搞清楚了，但还是有个未解之谜，就是当初安全局为什么把我们三人关在部队看守所，而我们三个都是地方老百姓。我出狱后，家人告诉我，出事后母亲托人打听我的下落，所托之人是我们的邻居，他是南京军区的高干子弟，给的回话是：阿姨，你不要打听了，你儿子是间谍特务！家人又听说，我们这个案子，上面有批示。但究竟有没有批示，是谁批示的，一直不明就里。去年我有机会见到当年出庭为我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三十年未见，我就想让管律师解开我心中的谜团。早已从司法局律管处处长位子上退休的老人告诉我说：你们案子的卷宗有十几个，我们只被允许看其中的一个！看来这个谜底，只有等档案解密的那天才能揭晓。

我记得案子还没转到检察院的时候，预审的人有一次对我嘲笑一番说，你们可以啊，海陆空凑齐了。所以我一直以为力夫的父亲以前是空军。前年有一次去杭州，正好力夫也在杭州出诊，约了见面才搞清楚，力夫的父亲原来是炮1师的，当年隶属空军也未可知。老人家还健在，力夫真是好福气！建民的父亲原来是海医校的，我父亲原来是军区后勤的，难怪安全局的人有那么一说。或许，这就是我们被放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看守所代管的原因吧。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尽管安全局认为他们做得天衣无缝，他们再也没想到，西善桥看守所里关着的几个人居然是我父亲他们那个单位的。和建民关在一起的老叶，和我关在一起的老陈，和力夫关在一起的老万，都是我父亲的同事。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建民出国前，我曾给他看过我多年以来收集到的有关我们那个案子的资料，其中就有九五年江苏省国家安全厅召开江苏省维护国家安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时所发新闻通稿，其中就有关于建民的内容，那次受表彰的一个先进个人就是举报建民打境外电话的宾馆大堂副理。这个案例后来又被拍成电教宣传片，至今还在位于雨花台的江苏省国家安全教育馆里播放，只不过那个片子把时间从夏天改成了冬天，举报人由女人改成了男人。

由此可见，安全机关一直是把我们这个案子当作大案要案来办的，用建民书里的话说，他们一年就办了这么一个案子，从年头吃到年尾。上次在杭州和力夫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在杭州火车站转押南京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来人在月台上拍了录像资料，本来是准备上央视新闻的。如果是那样，那可就是轰动全国的大案了。至于为什么后来没上电视新闻，也许是安全局没想到最后竟然无法突破吴建民这小子，功亏一篑，让他们立特等功的美梦泡了汤。所以最后只能重判建民力夫，连我这个事先并不知情的副主席也沾了光。用建民的话说，就是一日反革命，终生反革命。这真是真知灼见！但体会起来，却不是滋味。

三年前，我自认为破解了当年我们那个案子里的最大谜团，就是当年送钱过来的香港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八九之后，全国各地都有地下反抗活动，其中以八九学生为主的反革命集团案，至少有西北大学张明他们那个案子，兰州大学丁矛他们那个案子，还有南京我们这个案子，第一被告都是十年重刑。据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前的报道，“三皮党”最后是在兰州翻车的，从此再无香港学生进入内地活动。但建民保留了他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因为有些事情，特别是只有他和香港来人知道的事情，他觉得并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在他的起诉书里出现的李骏、李锐华、陈泳娟这三个名字，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也许只能拜托万能的互联网来给出答案了。

近些年流行说往事并不如烟，我同意这个说法。看完建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往事如昨，简直历历在目！七年之前，建民去国，我是十分理解的，总不能让孩子们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吧。如今我们天各一方，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也是说不好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的青春，怕是再也无法复制了。前年在杭州和力夫见面，那是我们将近三十年后的惟一一次见面，快要分手的时候，我问力夫，过去这么久，你对当初的一切，感到后悔吗？力夫只简短说了一句：没什么好后悔的！

也许是上了点岁数，现在的感情总是很脆弱。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常常会禁不止泪流满面。就让我把其中一段歌词录在下面，致敬我们永远的青春岁月！

 

又一个年代在变幻，

我已不是无悔的那个青年，

青春被时光抛弃，

已是当父亲的年纪。

 

理想永远都年轻，

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

你让我变得苍白，

却依然天真地相信，

花儿会再次盛开。

 

                                202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