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国通讯

    于浩成（1925-2015），摄于2005年     于浩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了一个外号，叫“呆公”。     在劳动改造时，他对一个遭受迫害的同伴说，嵇康《太师箴》这篇赋里有两句：“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他说，嵇康当时是指皇帝，现在就是毛。另外一个朋友对他说，你这太危险了，要是被军代表知道了，你就犯下弥天大罪。你讲话不知轻重，真是“呆公”。呆公，呆公，这就叫开了。    李洪林自号“痴翁”。    我被人称作“迂夫”。    我给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的哲学考试打了4分（五级计分制，5分为优秀），惹来麻烦。历史系的同事对我说：“郭兄，你迂呀，看到李讷的名字，考卷连看都不用看，打个5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钱，何必吝啬！”于是，人们称我为“迂夫子”，渐渐地，尾巴“子”字没了，就叫“迂夫”。    张显扬把迂夫和呆公、痴翁并列为三，说我们是“京城三愚”。三愚，各有愚史；共同点，愚就愚在知其不可而为之。    2015年11月14日，呆公去矣，痴翁、迂夫奈若何！    右呆公，左痴翁，2014年共寿九十华诞。史义军摄   出身贵族经蜕变    于浩成不姓于，姓董，原名董葆和。他的父亲董鲁安，本是燕京大学教授，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被日军接管。1942年，董鲁安投奔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改名于力。1943年，董葆和也去了晋察冀，随父改姓于，名浩成。    董鲁安其实也不姓董，是满人董鄂氏，属镶红旗，妻子是瓜尔佳氏，属镶蓝旗。浩成的父亲世袭了“佐领”爵位，在7岁时还朝觐过光绪皇帝。辛亥革命后，满人改汉姓，董鄂氏姓了董，瓜尔佳氏姓了关。母亲名关竞。    1925年，于浩成出生于这个满清的贵族家庭。在历史的大变革中，这个家庭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辛亥革命后，放弃贵族身份，乐为平民。五四运动中，青年董鲁安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拥戴《新青年》，追求科学和民...

高智晟：在这民族历史空前巨变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高智晟：加入他们，在这民族历史的空前巨变中证明自己的价值——郭飞雄再被构罪之评论           我失眠是罕有的事件，今天临晨两点后再无力入睡。这是被软禁村里以来的第二次失眠（前次失眠是在去年得悉刘霞被骚扰的信息时的事）。   2010年4月底，使凶徒们自己惊心动魄的酷刑间隙，打手们赤裸着上身躺倒在椅子上喘歇，彼时我是侧倒在地上（因手被背铐着）。绝不足两分钟，鼾声大起一一是我发出的。头上被人踢了一脚，一名打手大为骇异，惊得跳起来大骂:“高智晟，你丫的真的没肝没肺呀，每次这种过程后，连大爷们都几天睡不好觉，你丫的还是人吗？”“几天睡不好觉，那是你的人性还残存着的证据，”我回了他一句。我的睡觉能力是颇可以的。          获悉飞雄再被中共恐怖组织构罪的消息，尽管是在料想中，但依然对黑恶势力如此明火执杖的反人类丑行，持续地震惊着。          飞雄，我的挚友。相识很晚，相处短暂，而情谊甚笃。飞雄来京，是唯一能与我同室共眠者，彼时，夫人每必会主动腾挪至女儿房间的。          今天早晨的祷告中，我感谢了神为这个时代的中国预备了郭飞雄并兴起他，使他具有了使黑暗势力恐惧不已的力量，使他成了我的挚友，成了和平、理性改变中国的、迄今独一无二的力量体。          究竟是郭飞雄，简约而史诗般的“法庭”发言，浑涵了人类理性、正义、勇气和哲学的光芒。携裂石崩云、浩荡万里的力量，震荡着这久已沉寂了的土地。          昨日，我一口气用了几个小时，向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转发了这篇历史性文字。于我，这是从无先例的一一这是我的立场一一这是我目前在物理...

郭玉闪夫人    潘海霞 七月里，北京的天亮得早。 不到六点，阿潘就醒了，蹑手蹑脚收拾着东西。这是北京城里一个老小区的两居室，2014年10月9日，玉闪被抓走后，阿潘带着公公婆婆和孩子搬到了这里。 公公婆婆其实早已醒了。阿潘在手机上用“嘀嗒”软件叫了车，临到6点10分要出门时，儿子醒了，拉着妈妈，不让走，闹着要看妈妈昨晚烤的面包，看到已经被切片了又哭，老人也来帮着哄。 等一切收拾停当，终于要出门时，儿子乖了下来，给妈妈挥手说再见，脸蛋上还挂着泪珠。 一 临出门时，阿潘看了一眼墙角，那里放着两捧花，已干了。那是6月1日，她过生日时，玉闪 早早叮嘱了号子里临时关押的人，让出去后给她送来的。他怕人家失信，还特意叮嘱了两个人，结果都在当天送到了。一捧鲜红的玫瑰，一捧粉色的小花，干枯了， 她也舍不得扔，一直放着。让花和她一起，等着玉闪回来。 车已经在小区外等着了。从7月1日开始，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又在闹罢工（2003年传知行 研究所就在调查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管制问题，如今这问题愈演愈烈，玉闪的研究倒成了他的“罪证”之一），路上出租车很少。亏得有了拼车软件，出门方便了不 少。今天这位车主是去羊坊上班的，和阿潘要去的海淀看守所算是一路，路上30多公里，只需付不到40元，双方都合算。 对阿潘来说，如果“打的”，单程一趟就需要100多元。这两个月来，玉闪被转到海淀看守 所后，处境较为好转，经过争取，终于更换了阿潘作为代理律师，她才在相隔7个月后第一次见到了他。如今她每周去会见两次，往返路费也不少。家里经济本来就 不宽裕，玉闪和夏霖律师（阿潘是夏律师的助手）被抓后，更是拮据，所幸，朋友们都很帮忙，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二 阿潘个儿高挑，1.64米，和玉闪一样，可看起来比玉闪要高一些。她穿黑色T恤，灰裤子，干净利落，和出事前相比，脸庞清瘦了不少，原来茂密乌黑的短发，如今也间杂几茎白发了。 玉闪爱写古体诗，写给阿潘的近10首。他写诗喜欢用典，其中一首，将阿潘喻为卓文君，并表明心迹，决不负她：“最恨男儿心负一，琴心白头孰欺卿”。他们是一对美好的夫妇，两人在一起时，总是黏黏的，说话都大声，老公老婆地互相叫着，有时让朋友们弹嫌说“腻歪”。 今年6月1日，玉闪为妻子的生日还写了两首诗，其中有两句：“长夜喃喃翻旧信，霞飞云霁起晨...

零八宪章: 中国的维权律师——被“失踪”、逮捕、请喝茶 : 人权律师李方平在接受媒体采访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2015年6月4日，约20名华府民运人士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集会。 (RFA何山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EIqD6GlWQa4 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20多名当地民运人士，6月4日举行集会。他们提出，习近平主政下，中国正由“民族主义”走向“红色帝国”，要有“起义”的准备。（何山报道） 留亡美国的陈奎德说，“六四”开枪镇压学运后，好多人“丢了眼镜”，以为共产党快要倒台；但26年过去，共产党却利用“人性的弱点”及“闷声发大财”的技俩，使政权更牢固。 陈奎德说:  形势大家都没有想到、国际也没有想到、学生也没有想到、民间也没有想到，中共会延续26年，而且会造成对世界命运的重大威胁。这事情，我觉得非常恐怖! 他说，历史上大型社会运动过去，之后，都会出现低潮，是定律。 陈奎德说:  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差不多的命运是，很快过眼云烟，很多人变得成熟起来，变得懊悔，对年青时候的冲动，感到脸红。然后，各自赚钱谋生去了，中国的情况，邓小平更利用了人性的方面，江泽民说是闷声赚大钱。 2015年6月4日，文史学者王康在六四研讨会上发言。 (RFA何山摄)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宪政学者张博树就提出，中国正走入“红色帝国” 之路。中国文史作家、留亡美国的王康就说，大陆形势正步俄罗斯的后尘，美国及西方国家必须警醒。 王康说:  随著习近平的上台、随著中俄重新结盟，一场比当年的冷战更严厉的考验，放在美国人和西方人的面前。说有甚么解决之道，我不知道，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旨意，历史有他的安排。 原南京学运人士吴建民就讲，回想当年学运，学生、老师、民众，还是抱著想共产党好的心态；今日，则要有“起义”的心理准备。他并驳斥，当年何来美国、中情局等的幕后黑手? 吴建民说:  远远没有甚么起义的高度，完全没有。本来讲是学生闹轰轰，你问学生干甚么?大部份学生是看热闹。真正的主题，我们没有建立(起义、推翻共产党)高度。说我们有甚么黑手?境外敌对势力要推翻共产党，他真的是冤枉了我们。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领导人，我是带著很一种朴素的感情，爱党、敬党，希望党内改革、希望党根治腐败，铲除毒瘤，带著我们大干四化，过好日子。 至于26周...

6月2日，美国大纽约地区民运团体和个人在法拉盛集会，纪念六四26周年。出席集会的人数大约有100多位，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薛伟，于大海，胡平，陈破空，盛雪，王军涛，陈闯创，夏明，陈立群，韩武，李国涛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六四学生领袖陈卫发来书面演讲稿，陈卫和他的丈夫于世文曾在2014年集会纪念六四25周年，于世文因此事被捕入狱，并很有可能被判刑。集会中演唱了西诺纪念六四的歌曲《六四伤痛》。                                                                                                                                                           

陳闖創在國會山對美國之音談對六四的認知（VOA視頻截圖） 首先介绍一下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写作和发表后的情况。我和公开信的主笔人古懿同学早就认识，去年在华盛顿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上意外重逢。我事先并不知情他写这封公开信，他是写好之后立刻把草稿发给我征求意见。我仅就几处细节做了改动，并特别提醒他就相关细节向当事人认证及征求行家的意见。然后，我就立刻征集联署，半天内找到8个留学生签名。我们原想尽量多征集些签名，并认真再修改一下公开信，等到"六四"前夕，找个合适的场合发表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个草稿在网上发表了，而且有些网站已经转载了。我们只好赶快把已有12人签名的公开信的正式版发出去了，匆忙之下还漏掉了一位徐闻同学的姓名。 从签署公开信至今，我都认为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意义大，尽管我预料到最终不会有很多人签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年轻一代中第一批发表关于"六四"的公开信的，3年前（2012年）就有8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发表了一封口气较为和缓的致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公开信，希望中共十八大可以平反"六四"，并呼吁中共遵循普世价值，摒弃一党独裁。大家知道，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很多人对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所以他们这封公开信的平和口吻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当时也没有更多的人签名，而且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没想到我们这封公开信发出去5天后，中共的《环球时报》就刊发了匿名社评来抨击我们。更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几个小时后就心虚地在网上删掉了这份社评，实际上，这对公开信起到了更好的广告效应。截至6月3日，我们统计有五十多所国内外学校的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有国外的30多所院校，包括哈佛、哥大、UCLA等；国内有十几所，包括清华、中科大、复旦，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当然还有些香港、台湾的学校。虽然签名人数仍然不多，但分布如此广泛，还是让我们感到鼓舞。有些人说签名需要勇气，确实相比那些同意我们公开信但不敢签名的人，我们的勇气是大了一点点，但比那些在国内并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我们这点勇气算不上什么。 虽然《环球时报》的社评为我们的公开信做了很好的免费广告，但我对社评中的内容坚决不同意。社评就我们公开信中对"六四"屠杀的事实描述避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