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我的坚守与梦想——郭飞雄法庭陈述 发表于
郭飞雄女儿作品 [编者按:11月28日,郭飞雄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次日凌晨2时50分,审判长剥夺当事人最后陈述权利,强行宣布庭审结束。但在审判长无数次打断并最后剥夺辩护权利的情况下,郭飞雄仍进行了异常顽强、雄辩、深刻的自我辩护:中国公民应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宪法权利,不惧为此担当承受。本文即郭飞雄法庭陈词,由其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特在此致谢。] 一九八四,这是奥威尔的一部名著的名字,也是我切入自由民主运动的时间起点。 这一年,十一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傍晚,在上海华东师大西区食堂的咖啡厅里,我有幸听到了一位老人的演讲,老人的面庞刀削般刚硬,瘦矮的身体几乎都裹在灰色的风衣里。他用尖锐的江浙口音的普通话直接点名批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头脑僵化、对社会实施思想禁锢、动辄以政治批判压制作家的创作自由。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名叫王若望。此时我刚从鄂西北山区县来到大上海不到三月,平生第一次目睹有人在公开场合严厉抨击最高领导人,我的心灵所受撞击之深是难以名状的。 当时的上海正沉浸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小阳春”里,是年夏季,开明政治家胡耀邦扭转此前的极左回流,在作协四大上宣布政治权力不再干预作家的创作自由,受此激发,上海地区倾向自由的教授、学者和作家们迸发出强烈的政治和思想言说激情,他们像开春躁动的生灵,纷纷走入大学讲坛、学术研讨会、沙龙、咖啡厅,发出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呐喊。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们相互竞赛,比试谁能更新颖、更深刻、更立体的引介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比试谁敢于讲出更多的真话,敢于直指反专制争民主的主题。王若望先生即是其中言论最大胆的自由作家之一。实在的说,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及其全国的同道,当时在学术专业性方面或许有所欠缺,但他们的言行透出了一种法国启蒙运动学者那种无畏而激烈的思想气质,展示了人类精神品格原初的理想性、纯真性和简单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后来三十年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基调,我本人可以说就是在这场“小阳春”中获得启蒙的,是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大胆、开放、多元的言论的受益者。作为哲学专业的求学者,我的知识库或许稍稍偏重于对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反刍,但从精神品格和政治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自由精神的产儿。 自倾听王若望先生演讲前后的那段时间开始,我就是各类学术讲座政治讨论的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