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囚”苗德顺

25年的岁月流逝,没有愈合一道创伤,没有淡忘一个记忆。

“六四”,仍然牵动着整个国家的神经。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直接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

北京第二监狱,曾经是专门关押被判死缓、无期的重刑犯监狱,而它的第12队,曾经被称为“暴徒队”。因为1989年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里集中关押了“六四”后被判刑的所谓“暴徒”。

今天,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走出监狱,有的已不在人世,“暴徒队”的称呼也不复存在。但其中一名犯人,后来转押到北京延庆监狱的苗德顺,至今仍在狱中,“六四”25周年,也是他坐牢的25周年。他被称为最后的“六四死囚”。据苗德顺的狱友、“六四”画家武文建回忆,“他的罪名好像是助燃纵火,就是往着了火的坦克扔了一只筐,被抓起来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在狱中不认罪、拒绝“改造”,坚持申诉,苗德顺被监狱当局视为“死硬分子”,不时遭狱警殴打折磨,“最多时七、八个狱警用电棍打他,他抱着脑袋一声不吭。狱友都称呼他‘苗大侠’。” 武文建本人当时年仅17岁,因跳上巴士顶喊了两句口号,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监7年,95年获释。他指六四后当局报复性滥捕滥判,“打一巴掌(戒严解放军)被判10年、拿个钢盔被判10多年,苗德顺扔个筐助烧坦克,被判死刑缓期一点不奇怪!”据他所知,因六四被判死缓的后来都陆续获改判、减刑出来,苗是唯一例外。

苗德顺后来被狱方鉴定成“精神病”,与他拒不认罪的顽强态度,应该有直接关系。这样,他就被转押到延庆监狱——一个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犯人的监狱,关在了其中的“精神病区”。

即使在精神病区,苗德顺也一直被关押在其中的“重病区”。据一名与苗德顺同监的老犯人讲,在延监精神病区,狱方给他吃很多精神药物,导致他长年累月卧床,因此肚子变得很大。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妥协,没有认罪。他在犯人中被尊称为“苗大侠”,甚至精神病狱医到他的监室里,别的犯人都起来,而狱医对他说,苗大侠你躺着吧,不用起来。

他坐牢的20多年,是他的姐姐一直去探望他,给他寄钱。他经常自己默默哼唱《小草》这首歌曲,“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在一次监狱举行的晚会上,犯人们表演节目。晚会中间,主持晚会的犯人宣布,“苗大侠”要即兴表演个节目。苗德顺走到犯人前面,他腰杆笔直,脸形方正,表情中透出一种坚毅。他说了一个叫做《不生气》的单口段子,大意是说,面对各种不平之事,别人生气,自己要不生气。这大概是他在严酷环境中的自我心理调适,说明他的精神依然没有被摧垮。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当代史上,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完整清晰的命运转折逻辑的人,大多是有名望、有相对“高级”的社会身份的人,更多底层受害者,是无人知道、不被提及的。他们因某种罪名,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没有追责,无处求告,无力申诉,更无从解脱。

2010年,作家徐星偶然发现一些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徐星大受震动,亲赴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人犯”,为他们做了一部《罪行摘要》纪录片,留下他们的形象和故事,为文革保存了一份民间档案。他们的罪名五花八门,如“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对现实社会不满”、“参加反革命集团”之类。最极端的是,有些“现行反革命”,文革已经过去多年,还被遗忘在监狱里。

知识分子们平反了,出书了,领导干部们平反了,恢复名誉了,经过多年的反复言说,人们了解了他们的苦难,但是有着类似遭遇的底层受害者,正在被遗忘。这些人的生活,基本上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出狱后,也鲜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选择了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隐秘往事入土。这是来自最底层的荒诞与苦难。民间原有俗语:“站着是棵草,死了有人找”,而更多被政治运动的黑洞吞噬的普通人们,生生死死都无人知晓,无人寻找。

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部分被判决死缓的犯人会在2年后改判成无期徒刑,被改判后的三五年间还可以被改成有期徒刑,通常刑期不会超过20年。而现年51岁的苗德顺服刑时间已达25年,未来尚有数年刑期,早已远远超过内地法律规定的最高期限,成为地地道道“最后一个仍在押的六四死囚”。

在那些被“六四”改变了人生命运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中,有人已经选择了“宽恕”,有人选择了“遗忘”,只有这些被地狱的烈火炙烤过的小草,即使成了灰烬和余烟,仍然悲哀地不屈地萦绕在历史的隧道中。

让我们记住苗德顺,这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这个坚贞不屈的灵魂。

徐行健,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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