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致王丹先生的公开信



认罪悔改和饶恕是得神喜悦的
——致王丹先生的公开信

 朱利全按:考虑再三,还是发出来好,可以有更多信息,大家可以了解曾经“伟大”的他们和他们现在的状态。在历史大潮中,都不要太痴迷过去的“伟大”,重要地是你现在和将来会怎么做人,做事。

尊敬的王丹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事实上,我现在只能这样称呼你了。
这是我距4月18日发表《致丁子霖母亲的信》之后第二次发布公开信,也是多年来我第一次给你写信,第一次以这种“特定”的方式与你交流。虽然心里隐隐作痛,但是毕竟是无奈之举,也是目前我和你最好的交流方式了。
       我们经历了由陌生变得熟悉、再由熟悉变回陌生的生命轮回,我们也经历了欣赏、甜蜜、煎熬和痛苦的精神洗礼。
       自从我们因为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后,自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来往,所谓“至老死不得往来”。原因无他,全因为我们都太执着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太过于自我,虽然我们的最终信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如今,我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经常在主的教导和指引下反省、忏悔,而你已经远走中国目前唯一的自由之地台湾,经常出现在讲台、民主抗议活动的现场,宣传着民主自由的思想,继续着你的民主梦。我明白,也想过,既然志趣不同,就各走各的路,我也不会再来打搅你。
       然而,命运也往往和我们开个很大的玩笑。今年3月份台湾学生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搞得是轰轰烈烈,台湾也一时间成了全球的焦点。我有意无意中看到了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壮观场面,也看见了在学生前面仍然慷慨激昂的你,还有吾尔凯西。说实话,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脱离了主的怀抱,似乎在学生中间、在你们身边,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回过神后,我流泪了。当时觉得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或者有和你们说说话的需要。而当我打开电脑后,又觉得无从谈起。
今年适逢“六四”二十五周年,虽然皈依基督教数年,总还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表达我对“六四”运动的纪念和对死者的哀思。然而,还未等到我整理好思绪时,你、“温云超”及其他人在我4月18日发表了《致丁子霖母亲的信》的公开信之后对我的指责,让我觉得无法再继续沉默,现在就站出来,把有些事情澄清,把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个了断,同时也让你们明白:在神的光辉照耀下,有主的教化,有主的召唤,有主的庇护和引导,不用再对抗、再流血,中国也终将走向民主、自由。

马太福音 58 “心里洁净的人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神。

        这句话让我心里得到安慰的同时,也让我感到无比的喜乐。所以,今天我将以主的旨意和宽容讲述我们的感情纠葛、理想碰撞和奋斗历程,以及对此的反思。
        首先是你我纠缠不清的个人关系。这是一个让我困扰多年的问题,外界对此也众说纷纭。一直以来,封从德以“大量披露個人隱私可能導致親友困擾”(见封从德2011年10月12日《关于柴玲回忆的声明》一文)为由反对我披露个人感情的事情,我也表示理解。但是,种种猜疑和谣言、对我的误解和指责,让我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今天就借此机会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如果说我们的相遇是偶然,那么我们的熟知则是必然。
       你我在无意间相遇相识,相互欣赏。你称我“玲姐”,我叫你“丹弟”。当时我已经和封从德结婚了,但是,你的蓬勃朝气、活力激情及男人应有的那种野性却吸引了我(这是封从德身上所没有的),使得神使鬼差地爱上了你,你也知道,所以你也甘愿陷了进来。说实话,我至今不明白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其实那时候因为一起在学生会工作的原因,我们只不过是见面多了点,相互说话也很随便,最“越雷池”的行为也不过偷偷地拥抱、亲吻。封从德是有所觉察的,不过他没有证据,没敢发作而已。可是却已经埋下了我和他感情出现裂缝的种子。可惜,那时我们年轻,我也没有接触到基督,没有主的提示,不知道这是一种罪恶,还陶醉在偷情的喜悦之中。
      1989年夏天的学生运动使得我们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跟吾尔凯西等人走的最近,封从德虽然也是尽心尽力地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不知怎么地沦为了配角。这让他很不甘心,也很不服气,尽管他口口声声说是爱我、支持我。之后,他也干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而这样却成全了你我。特别是自从有了那笔神秘的“特殊经费”(当然,是事后才知道是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港支联的支持)后,我们可以经常借着开会的名义天天酒店、夜夜旅馆。我们的关系达到了顶峰,也是转折点。某些原因你知道的,,某些原因你不知道,我在此完整地说出来吧。一是你那边女朋友吃醋、跟你大吵大闹,我这边封从德跟我打“冷战”、发泄不满的情绪;二是后期由于外来势力(尤其是港支联)的插手、对我们指挥的重新的分工,使得我们几个人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微妙而紧张。这期间,也许是过于寂寞,也许是出于报复,他跟一位香港女记者打得火热。在后来我问他的时候,他死活不承认,我也就罢了。现在想来,承认和不承认又有多大关系呢?
       六月三日夜那场屠杀后,我们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逃亡之路。
       感谢“黄雀行动”,让我们得以逃离共产党的通缉。到了国外之后,我们几个人的命运自此完全发生了变化。我与封从德的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我们分手了。原因复杂,但是说起来也简单。前面我说过,之前封从德对你我的交往已经有所怀疑,学运期间你我特殊的关系再次刺激了他的神经,因主张的不同而导致的指挥权力的调整又让他备受打击。于是,生或不生孩子的问题成了我们感情最终决裂的爆发点。他一边指责我的对他的“不忠”,一边又要我把孩子生下来。我气不过他的辱骂,坚持要将胎儿打掉,他竟然说孩子可能是你的。又加上我们的理想不同(他要为他的“中国梦”奋斗,而我要的却是一个“美国梦”),离婚也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圣主耶稣的力量和伟大,而主或许已经知道、但没有办法阻止吧,反正,就在我与封分手之后的痛苦时刻,你也无情地抛弃了我,原因竟然是我背着你跟吾尔凯西有关系。我当时十分委屈,你怎么会这么冤枉我呢。当然现在我知道了,那时你只把我当做个猎奇的对象而已,你那么说不过是抛弃我的借口而已……一切都化为泡影,最终我成了唯一的受害者(虽然封从德也算是)。
       现在的我已经释然了。记得你说过,你曾经把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为老朋友,感谢他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支持。可在此次台湾“太阳花运动”中,你居然连马英九都出卖,将他视为台湾民主的绊脚石,我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彻底了解了你,在你眼里,只有政治和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任何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而我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这次你公开指责我估计连一丝一毫的犹豫都不会有。为证明我并非信口雌黄,特意找出了当时你发我的邮件作证:
Sent: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05 5:16 PM
Subject: 一点感慨与各位分享
    玲姐:
    今天下午我去台北市政府拜会马英九市长,算是临回美国前的辞行。
    与马市长见过很多次。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声是老朋友了。但是这次谈话中,他有一句让我不禁动容。
    我们谈到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的时候,马英九突然很有感慨地说:“每年一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想想,该用什么形式表示一下。”这句话并非场面话,因为我们是两个人私下谈,完全没有第三者。而且马英九对纪念六四的坚持是众所周知的。我的感慨是说,今天在台湾,能讲这句话的人,更不用说政治人物,可能只有马英九一个了。
而且,真正的感慨还在于,不要说台湾,就是在大陆和海外的中国人中间,能讲出这句话的,又有几个人呢?

王丹
雾气逐渐散去
我异乡人的身份逐渐清晰
www.wangdan1989.com


      来到我梦中的美国,虽然我们一起受到了优待,可是我们之间的裂痕却再也无法弥合,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广场屠杀令我恐惧,感情伤害令我悲痛,而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令我厌烦,我陷入了迷茫、绝望的境地。我备受煎熬,但是,我只能独自忍受着。这些也是我后来渐渐地淡出民主运动、改行从事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其次,关于“六四”学生民主运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学生民主运动是我们永远的记忆,也是我们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我们本来是在中共的洗脑教育下的“红色事业”的接班人,却由于那场运动而被推到了时代的前台,我们的人生也是那时达到了颠峰。这场运动后来在中共的屠杀下夭折了。但是,这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对中国、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更是对我们追求民主的这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值得我们引以为豪。
       运动失败后,在美国政府及港支联的帮助下,我们先后逃出了中共的魔掌,来到了我们向往已久的民主自由乐土。之后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在恐惧、回忆和感激、争斗中生活,从没有人或机会静下心来对此事做过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思考。今年恰逢此运动二十五周年,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在我决定远离无休止无意义的勾心斗角转向实业,特别是在我得到了主的宽恕和引领下,我对这场学生运动有了重新的认识,借此机会我稍做说明。
      这场民主运动夭折的直接原因是中共出动部队镇压。我们一直以来都被仇恨、绝望蒙蔽了双眼,一起指责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下的残酷镇压导致了我们眼看要成功的民主运动失败了,可是,深层次的原因呢?难道作为运动的领导层的我们就没有责任吗?我想,不但有,而且是主要原因:(一)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未成、反而坏事。民主化是需要过程的,思想的进步,观念的改变,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年轻,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化。学运开始短时的成功、忘乎所以的自我感觉及权力欲望的膨胀,使得我们一时失去了理智,以为我们我们就是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的化身,代表着正义、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只要共产党下台,中国马上就会变成民主社会。所以后期才提出了“李鹏下台”、“邓小平下台”、“打倒共产党”等政治诉求,使得学生的“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民主运动变成了推翻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触及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底线。(二)外部势力插手,导致运动对抗升级。美国民主基金会、港支联的人控制了我们的指控权,指挥学生挑逗、激怒警察和部队,导致学生们由和平抗议变成了直接对抗——冲击新华门,向部队投掷石块,出现了打砸抢烧,甚至出现了杀害解放军士兵,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悬挂他们的尸体(虽然这些可能不是学生们干的,但是至少是由于局势混乱造成的)。于是中共宣布于5月20日开始戒严,6月3日夜清场的。(三)高自联内部不合,意见分歧较大。这也是前面两点原因的结果,也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我们争权夺利,消息传出后,失去了学生和民众的信任,也使得后期的运动出现了混乱。
       这一切,难道不是真的吗?正像有人已经在2012年指出来了:“若借恩格斯的话说,他们属 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之少数人;若借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说法'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23年前那场血案,他们也是有责任的。”
      事实证明,5月份在你当广场总指控时的观点和立场是正确的:5月24日在你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正确的。你的观点认为“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 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可惜的是,当时你的声音被淹没了,他们都批评你是逃跑主义者,从而撤销了你广场总指控的职务,改由我担任,我就成为了广场最后一位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此处我要声明的是,那时不是我权力欲望膨胀、趁机夺了你的指挥权,而那是美国和香港的意思。我当时也没有办法,只能按照他们的意思做。
      我最后的那次关于拒绝学生撤离、自己先行逃生的讲话被他们曲解、曝光,我也因此蒙受了长期的不白之冤,受尽了指责和辱骂,也使得我陷入了是非的旋涡之中。
【(录音)“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 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 

       关于这个事情,我已经解释过多次,在上次(3月18日)的《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分开信》我又做过解释。我当时的真实意思是,首先想中共不会真的动手;其次,如果中共动手,有流血牺牲了,则会激起更大的民愤,一起推翻中共;第三,如果中共没有动手,那我们则又保留了民主的火种,以后还会有人继续我们事业。可是,我一直遭受着误解,我的内心遭受了何等的煎熬!
我有时想,时至今日,你们仍然活跃在民主奋斗的前线,而我却要独自承担罪责,不太公平。纵使我有千张口也说不清楚,也少有人相信我。现在我只想说的是,你,王丹先生,应该理解我,相信我不会那样说,因为你知道我不是那样冷酷的人。

马可福音 114  约翰下监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马可福音 115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当我接触到基督后,我才发现,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囚禁了自己的灵魂,而耶稣来救赎我,给我带来了神的福音。神的到来和救赎,意味着我们的罪行得以饶恕,思想也得以开放。我开始变得平和了,也开始慢慢静下心来对“六四”、对我的人生和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思考。上面给你所说的那些话,都在主的感化后得出的观点。
      也就是从皈依那时起,我的心里象是照进了一束明亮温暖的阳光顿时亮堂起来了我的思想也起了极其微妙而神奇的变化,我不再恐惧,不再害怕,不再悲伤,不再自怜,不再仇恨,我变得十分平静。我感觉每天主都在对我说:原谅他们吧!无论他们多么的凶残、可怕!原谅他们,就是原谅你自己,你的心里就会充满爱。你爱别人,别人也会以爱回报。
      于是,几年前我就开始提出了关于对天安门屠杀的刽子手们——邓小平,李鹏及他们指挥下的部队——饶恕的话语。我并不是要我们忘记历史、忘记他们对学生们所犯下的罪行,而是遵从神的旨意,我们放下仇恨、放弃报复,由神来替我们做,来对他们进行审判。

历代志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这不是软弱,不是妥协或是退让,而是一种大爱,一种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暴力的斗争方式。
也就是这样的想法又一次遭到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也包括你,封从德,等等)的质疑和指责。说我背叛民主事业的,说我投降屈服的,说我忘记死去的学生的……这一切都对我的误解,也是对我的不公。
       然而,我不再解释。我相信,总有一天,神的光辉会照进你们的内心,驱散你们的心魔,让你们真正有了爱的力量,也就真正自由了。神的光辉也照进中国,中国也真正自由了。

马可福音 11:25 “ 当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向什么人怀怨,就要饶恕他。这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犯。” 

      再说,我们本身也是有罪的。

认罪悔改和饶恕是得神喜悦的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关于这场运动,其实不光我在重新反思,就连当年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也对此进行了再认识。当然,他的反思和转型也同样地遭到铺天盖地的责骂。
     跟你谈了这么多,没有乞求你的原谅,只是想给你及其他跟我们一起为中国的民主努力过的同事们还原一些事情的真相,分享我的想法,以后不再误会我,就已经够了。


写于波士顿 
初稿完成   4月27日11:27am, 
修订稿完成 4月28日 3:48am
 



附:柴玲:我的几点说明
2014-05-08 09:01:55   来源:柴玲

 继4月18日发表了《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之后,4月28日我又发布了第二封公开信,即《致王丹先生的公开信》。
       本意是想借此“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机会,把有些事情讲清楚,免得外界猜测和对我本人无端的指责和辱骂。另外,也是对我以前所追求过的理想、所经历过的生活的一个总结和告别,因为,我想彻底放下那段沉重的往事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从此后不想再为此无意义的事情吵闹不休、纠缠不清下去了。那是白白浪费生命和青春。我要重新生活,静下心来真正地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打理好生意,认真进行一些学术研究,从事妇女权利和反对堕胎的事情,等等。
        跟第一封信一样,在得到有些人的理解和原谅的同时,也招来了种种不公平的指责。这个也就算了,我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仇恨、误解、偏见、感情、友谊……有些加深,有些淡化,有些新生,有些消除。只是,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再次出面作出说明。
       首先,是王丹先生的态度让我十分失望、甚至有些愤怒。公开信发表几日后,他竟然在“脸书”上发文说我的公开信是假的。我不知道他说公开信是假的的理由是什么。还有,他对信的内容的不屑一顾、甚至否认。要知道,写这两封公开信我是经过反复思考后做出的决定,而且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我知道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往年的公开信的结果往往如此)。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公诸于众,为的就是还原历史及事情的真相,既是避免外界地过多无端地猜测,也是对自己、对别人那段时光的一个交代,也是与过去告别。
      当然,对于王丹先生的态度,我也表示理解。毕竟那是一个过去,毕竟今天的你与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看待事情的角度也迥异。我之前在公开信中也说过,我不乞求别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只是,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这不是谁想否认就可以否认的,也不是谁想掩盖就能掩盖的。
        至于王丹先生说过的与我“勾通过”之类的话,我不知道他所指是什么,正如我接受某媒体记者采访时所讲的那样,我和这些民运明星早就断绝了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我发表的(即《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在王丹所谓的推介下,顺利发表,也如我所料,我顺利的成为王丹口诛笔伐的对象。出于对主的眷顾,我有必要让大家看清主的子民的真相,所以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次的发表却遭遇了许多波折,第一时间投给“博讯”,博讯发了删、删了发,最后还是删,投递给其他网站也是久久没有回应。最后,总算有个环中网帮我发表了,在此致谢。
      在历史面前,在世人面前,在主面前,我远比他们坦诚、勇敢。我问心无愧。
       最后,我强调的是:不管别人如何作为、如何对我,我总会还以微笑,我也会替他们祈祷,让主原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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