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

Manuel Cenet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六四期间，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伤者。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们。

那位三轮车夫是个勇敢的人，比我更好的人。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永志不忘。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长安街上，时间是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25年前的春天，那场学生运动震撼了全中国。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数百万抗议者挤满了中国各地上百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反对腐败。我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在中国生活。那场运动令人难忘——而且最初也很鼓舞人心——交织了勇气和向往。

抗议者承认，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他们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

迄今为止，那都是我所报道过的最有礼貌的抗议活动。在推搡着挤过警方的人墙之后，学生游行队伍会停下来，转过身，再三呼喊，“谢谢你们，公安！”有些学生被指定负责捡拾在混乱中丢失的鞋子，并把它们交还给相应的学生或警察。

抗议学生占领了北京中心地带好几个星期。然后，6月3日晚，部队从几个方向攻入了北京。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似的，朝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几英里的地方，一个朋友不到20岁的兄弟被军人击毙，当时他不过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部队开始进城时，我跳上了自行车，飞快地朝天安门广场冲去。在那里，成群的市民涌到了街上，试图保护抗议学生。他们也遭到了枪击。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车夫。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的英勇特别令我感动，因为在那个春天，我非常频繁地听人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还不高。说这些话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官员。民主往往更牢固的扎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倒是不假。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一名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T恤，也许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他把那个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拼命朝我们骑回来。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他看到了我，见我是外国人，便突然转过来，在经过我身边时放慢了速度，让我能够见证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不过大意是，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

当然，他不能很好说出“民主”的定义，但他为民主冒了生命危险。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有一次，当我提到六四大屠杀时，一名中国大学生疑惑地看着我，让我深感震惊；原来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人们收入大幅飙升，住房条件获得了改善，最新的数据（我们应该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示，中国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国还低。

那位人力车夫可能没有投票权，但是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学。中国的进步无可争议。然而，人的尊严不仅仅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享有权利。

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就当年的一场大屠杀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的诉求将会提高。从波兰到韩国，世界各地的诸多民主运动我都曾经报道过。我相信有一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纪念碑会是一尊人力车夫的雕像。

宪政中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