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晴：“宽容”不是6.4血祭的奢侈品（上）
——评周舵奇文《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
——引言：就在“六四”25周年来临之际，大名鼎鼎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却在国内外的一些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的奇文（有的网站使用的标题是：“敌我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对“六四”25年来的历史作出总结——“敌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国绝无前途可言！”。文章将“六四”之殇归结为“仇恨文化”所致，宣称：“宽容、宽恕与和解的对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敌……”强调：“如何科学地认识仇恨、设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问题。”
周舵先生在这篇奇文中，刻意抹杀“六四”屠夫与受害者之间完全不同的道义位置，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虚假概念，为中共血洗天安门开脱责任，令人难以接受。尽管在我心目中的周舵，是一位学贯中西、温文儒雅的学者，曾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很多苦难（包括亲人的不幸），又是经历了“六四”血腥黎明的幸存者。因此，本人不想从更深的政治背景去解读他的用意，但怎么这么凑巧？就在中共强力封杀民间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抓捕浦志强、徐友渔等多位知识界人士的时候，周先生却抛出了这篇“奇文”？重复他一再对民间政治反对派的指责，那么，周舵先生究竟意欲如何？鉴于周舵先生在海内外广具知名度，此文扩散地面也很广，为了以正视听，笔者不得不作出回应和表明看法。
一、周舵先生的“妥协”——从“广场没有死人”到中共学者
周舵先生是“六四”事件的风云人物，曾自我标榜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请参看：刘晓波、周舵以前的访谈录像：周舵亲口说：是他“主动”提出在电视上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以作为“交换条件”减免对四个人的处罚。录像下载： https://www.wuala.com /renyun.net/Topic/8964/天安门广场/
1、证明“广场没有死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
周舵所表白的是：“之所以要特别说明打死人没有发生在广场上，无非是想告诉世人：正是由于我们冒死力争，才避免了广场上本来几乎必定会发生的大流血。”——周舵先生这个表白显然是不诚实的，究竟是为了逃避当局的惩罚，主动上电视来证明广场没有死人？以换取当局的从宽处理？还是想洗刷自己的内心耻辱，曲线为自己树立“英雄形象”？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想妄加揣度。
对周舵先生来说，这也许是一个“聪明地”选择——在高压下为了自保上电视替中共屠城做证，以换取人身安全。当然，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当宁死不屈的英雄。之所以提出质疑，是周舵替自己行为辩解的同时，一再抹黑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并将这种并不高尚的“交易”行为，拔高到为挽救了广场“血流成河”悲剧发生的道德高度，从而掩饰自己出于人性弱点，客观上替中共屠城罪行背书的行为。
人们没有忘记，就在周舵等人作证之后，新华社在89年9月18日新闻的通栏标题是：“应政府号召，同意和平撤离的侯德健、周舵说：“对历史负责，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在报道中，学生撤离广场变成了是政府号召的结果，而且“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巧妙地去掉了时间限制，不再象6月6日袁木记者会那样限于“凌晨4时半到5时半”。因此，在当年中共屠城暴行被全世界谴责的情况下，周舵等人的证词能起到什么作用，这是连傻瓜都看得明白的。
“六四”之后，并没有人要求周舵等人去做英雄，但一个人为了美化自己的行为，将责任全部推给学生和民众，而且态度是如此虚伪和傲慢，这就令人难以接受了。周舵曾在为自己辩解时说：“之所以要特别说明打死人没有发生在广场上，无非是想告诉世人：正是由于我们冒死力争，才避免了广场上本来几乎必定会发生的大流血。这个世界上蠢人太多，听不懂我们的话，罪不在我。”那么请问：你这“不愚蠢”的选择掩盖得了无数学生和市民的生命和鲜血吗？！
今年已是“六四”25周年了，中共政权对当年的罪行不光没有丝毫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压纪念“六四”的民间人士，你周舵先生如果出于良知，或有难言之隐（人们会理解），完全可以选择不发言，何必如此主动去“体察上意”，把矛头对准受专制迫害的民众呢？
——“都21世纪了，还要和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作如此低级的常识性争论，简直匪夷所思。就这种远低于常识的普遍认知水准，还胡扯什么推翻CCP，什么民间的力量，从何说起？呜呼哀哉。”
不用惊讶，这正是周舵先生的原话。看来人是会变的，特别是聪明如周舵者。在他的观念中，当年广场那些“激进的”学生和今天仍在坚持和中共死磕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以及千千万万反抗中共压迫和掠夺的访民、冤民，还有他认为是“民粹主义”构成的激进民众。这些人根本就是他眼中的“蠢人”，“因为众多的中国人的认知水准远低于常识。”周舵先生向来把自己视作“精英”，他有这样的话语和心态并不奇怪，但这并改变不了他曾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历史事实，只是对一个善变者来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周舵呢？
2、究竟哪些话语代表周舵的真实面目？
人们没有忘记周舵先生曾发表过的：《我们没有敌人——纪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的文章，文中说：
——“我和小宋从六部口十字路口往西走到西单路口 ——那辆后来轧死十多个学生的坦克就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往北拐，走上了北京的商业繁华区西单北大街。我猛然站住，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天堂－地狱的强烈对比：马路中间是一片狼籍，完全是一场街垒战之后的情景；但马路两边的商店橱窗，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连一块打碎的玻璃都没有！——亲爱的读者，你曾见过、听说过这样的奇迹吗？世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暴乱”吗？我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我心里在默念着，“多了不起的北京人啊！我会永生永世牢记你们的尊荣和高贵，我发誓永远不会辱没你们！”
——“二十岁上下的大孩子们，天生就是冲动的、反叛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你们自己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竟然无能到要用机枪坦克来屠杀他们，你们不是可悲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了吗？”
朋友们，这也是周舵先生的观点，文中是一个人回归真实人性时的表露。只不过周舵先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他是自由的，不需要再与当局达成“走出监狱”的政治交易了。因此，我们仍愿意相信，人都是有良知的，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特别是对那些“聪明的”人来说，当他发现推动中国民主化事业已无法带来利益和名声的时候，周舵先生又适时地与民运划清了界限，于是，他又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周舵的建言──《再访美国归来为海外民运进一言,民运已经“边缘化”》 文章要点如下：
A)民运已经“边缘化”；
B)民运已经堕落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C)民运分子要回国坐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
这时的周舵先生显然已不光是要与民运切割了，而是开始“急中共所急，想中共所想”了，当中共当局出台强力维稳政策，打击“暴力恐怖主义”活动时，周舵先生就及时地将民运描绘成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要民运分子们都回国坐牢。他一方面要人们“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却要将民运分子“一锅端”，如此替党国的“维稳”也过于操心了吧？何苦这么迫不及待？怪不得被誉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多维》都要称：周舵的“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了。
3、周舵是如何变身为中共学者的？
《多维网》在“六四”24周年报道中称：“天安门君子周舵变身中共学者——主动提妥协——换讲学发表自由——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报道中称：周舵说，这个决定代价很大，但他也明白，“如果坚持公开要求‘平反六四’，其他的就什么都做不了”。面对各界对他的投降骂名，周舵用“忍辱负重”来形容目前自己的处境。但同时，他也发现，一批内地原学运成员中相当多人也受他影响，转走改良路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
多维报道透露：“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看了这个报道，人们也就明白了，周舵先生为什么要在“六四”25周年之际，抛出《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这篇奇文了。至于周舵先生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给“习李”党中央的“上书”，笔者不再赘述，人们上网一查就清楚了。
笔者在写下这篇评论的时候，内心非常感慨！周舵的人生轨迹，如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变迁的缩影。的确，25年长达1/4世纪之久，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仍然怀有参加八九民运时的理想，但历史就是历史，不会由于你今天的立场发生改变而改变。不能否认的是，在当年运动呈焦灼状态，时局动荡，大军围城的形势下，周舵等人于开枪前发表“6.2绝食宣言”，给已经十分疲惫的广场学生打了“强心剂”，从而使广场情绪再次升温更加难于控制。在中共血腥镇压之后，周舵作为当事人之一，不去谴责杀人者，却将“六四”血案发生的原因，一股脑的推给广场的“激进学生”，作为学生们的师长，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呢？
25年来，社会上对学生们的“激进”指责不绝于耳，在众多的“六四”反思文章中，鲜有对那些“长胡子”的精英们进行批判的。这不奇怪，精英们很懂得权衡得失，懂得政治“博弈”的角色位置，知道怎样来获取他们最大的社会收益。周舵先生这么做，符合他“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人生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众都是傻瓜，看不懂这一代已成为中共政权“政治同谋”者的表演。
如今“四君子”中，周舵“聪明地”转换了历史角色，主动充当起“官方”的辩护人，积极地为中共高层提供改革的“顶层设计”。高新流亡美国后淡出了政治圈，成了一名专门研究中共高层人事关系的学者。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则在中共的监狱中继续服刑，而不甘寂寞的歌星侯德健，则从当年的“广场没有死人”到如今混迹于北京“唱红歌”，拒绝再谈当年的话题。25年来，他们四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在思想上及政治理念上的分化更具有某种意义，也许这就是“六四”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思想分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吧。
4、“六四”真实的历史记载
为了不忘却历史，我特地摘录了一段吴仁华先生所写的《六四文集》片段，我希望周舵先生也没有忘记这段历史过程。
——6月1日晚上，刘晓波在北师大门口发表绝食演讲。他说：“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看来就是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6月2日下午16时，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4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北侧举行记者会，宣布开始48-72小时绝食（侯德健因在香港有录音计划，只能绝食48小时），发布《6.2绝食宣言》。万余人围观。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安排政法大学青年教师陈小平作为当天刘晓波等人的新闻发言人。侯德健当年从台湾到大陆定居，与东方歌舞团高知名度的歌手程琳相爱结合，知名度相当高。他在广场绝食引起轰动，成为新的热点，广场出现人潮，北京流传一句话“先看女神后看猴”。
——《6.2绝食宣言》称：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
二、如何看待周舵先生的：“消除敌人意识”
大声疾呼“消除敌人意识”、“理性温和负责任”的周舵先生在今年的文章中感叹：——“拥共的依然拥共，反共的照样反共，两极对立、敌我二分，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忘记”——“新的什么都没学会，旧的什么都没忘记。”
——“这样的民族，还奢谈什么民主？”
1、“宽容”不是6.4血祭的装饰品
我们不禁要问：周舵先生，你是不是这个民族中的一员呢？这样的民族就没有资格来谈民主了吗？我们也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在建立“敌对意识”？难道不是中共政权首先与全民为敌，从“六四”屠城开始，使用国家暴力向人民发动了一场全面的“维稳”战争吗？“海内外敌对势力”这个名词是谁发明的？难道是“六四”流亡者和民运人士吗？再请问一下作为宪政历史学者的周舵先生：反共有罪吗？当今中国的宪法以及各种国际公约那一条规定了不能反共？你要人们忘记什么？按照你的“顶层设计”，忘掉天安门的血迹？去做一个虚假盛世下拥共的奴才？对不起周舵先生，你可以选择做一个“聪明的”，被官方所接受的“学者”，没有人会挡你“为党操心”的道，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出卖自己！你走什么路是你的自由，但请不要再继续侮辱你的同胞了！
周舵先生说：“我就是一座桥，绝不选边站，一贯如此，永远不变。桥，一座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各派力量沟通起来，达成民族和解、社会团结的桥。”对不起周舵先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伟大，那么高尚。你是“谁的桥”你自己知道，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不要再拿“民族和解、社会团结”给自己带高帽了，这座桥绝不是你眼中“已沦为恐怖势力”的民运人士的桥，也不是在中共暴政奴役下的13亿中国人民通向自由的桥！
需要说明的是，周舵先生是一位学术功底深厚，思辨明晰，相当有魅力的一个人，本文之所以会与周舵先生辨论，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要和谁“较真”过不去。众所周知，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涉及的“观念意识”甚为复杂，就这些“观念”给出“真理式”的答案，恰恰是周舵文中所犯的错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要让人们形成确定不移的“统一认识"，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笔者没有这样的奢望，本文想表明的立场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周舵的观点。对“宽容”内涵的理解，也不仅仅是周舵所给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宽容”绝不是用来政治投机的装饰品！
周舵文中称：“永远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把另一部分中国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是最神圣的头等大事。爱憎务必判然分明，做事务求走极端、不留任何余地，思维必须简化到非黑即白、没有中间色彩，“敌、我”之间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为了支撑这种幼稚、原始、野蛮的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中国人动员了一切宣传工具，创造出不计其数的浅薄、浮夸、低级拙劣的文艺作品，去虚构一个敌－我、天使－魔鬼、光明－黑暗、善－恶截然对立的童话世界。”
对不起周舵先生，这只是你夸张地文学想象力，不必刻意抽象化你的意图所指——那些不同意你观点的中国人，也许在你语境中的“中国人”包括中共政权，但你文中的观点无疑抹杀了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区别，你所表达的不过是“中国人素质底下，所以只能接受专制统治”这种陈词滥调的另一种翻版。“非黑即白、没有中间色彩”也好，“幼稚、原始、野蛮的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也好，包括你的“敌我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的表述，都可以成为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专制统治，因为中国人“不宽容”，只懂得“仇恨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真为当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感到悲哀……
有时候我确实很感慨，在现实世界中，那些曾活跃在公共舞台上的精英人物，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在历史上脱颖而出或被推到了舞台上，他们的个体身份早已和历史角色重叠，因此被社会公众和媒体广为关注就成为必然，如周舵等人的历史角色早已确定。他们个人的内心世界冲突，人生路向改变，一定会超出所谓私人领域，影响到社会公众的看法和舆论，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由于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纠缠，充满坎坷，其间的变化即令人叹惋，也耐人寻味，更令人感慨“世事无常”！
2、没有“真相”就没有真正的“宽容”。
无奈，人不是天使，无法靠神性达致完美的生活，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至少做人、做事时也要凭凭良心。周舵先生在考虑政治成本、收益的选择时，有没有去听听“天安门母亲”们多年来发出的哭喊：“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呢？对25年来仍无法得到一个最起码公正待遇的“六四”受难者群体，周舵又应该提出怎样的“低成本、有收益”的诉求来呢？一句空泛的，要求受害者“宽恕”的主张，真能成为：“使中国的政治现实得以不断改善”的先决条件吗？难道一种更合乎正义的政治诉求，不应该是从追寻历史真相，追偿屠城责任，归还社会公平正义开始吗？
周舵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引述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图图大主教的名言说：“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不错，在理论上“宽容才是愈合历史伤口的药方”，但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没有“真相”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宽容”。提倡中国走南非“真相与和解”道路的前提是，首先要还给人民一个真相，一个道义，一个公正的审判！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可言！更不可能有什么“宽恕”。在谎言和暴力充斥中国大陆的今天，在“警察治国”、“权贵统治”、“人权迫害”越演越烈的今天，在网络封锁、疯狂打压维权人士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的，恐怕不是周舵所奢谈的“宽恕与和解”，而是如何才能摆脱恐惧，争取自由吧！
周舵先生一方面以“南非模式”呼吁国人“宽容”；另一方面，却回避了南非的社会和解也是坚持以“调查真相”为前提的。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其任务如下：
一是，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二是，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三是，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所以请周舵先生在任意指责的时候分清对象，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们从出生起就学会“仇恨”的，也没有人不愿意“宽容”，问题是当屠夫们还在天天杀人、疯狂掠夺时，周先生却在谴责中国人的“不宽容”，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宽容”是你周先生专门用来辱骂中国人的工具吗？“宽容”难道是你用来“装饰”自己政治行为的门面吗？那么这个用“人血馒头”堆积出来的装饰品也太“奢侈”了吧！
3、谁的责任？这才是周舵撰写此文的真实用意
周舵先生在批评中国人的“仇恨意识”时，并没有忘记去美化中共政权，请看他是用什么样的笔调来描绘一个杀人政权的：
——“CCP人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艰苦奋斗的时候，不可否认，曾是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标不能不说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常由善良愿望铺成”。CCP人的问题，不在于邪恶，而在于愚蠢。”
——“CCP人是些爱走极端主义路线的高度理想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无私无欲的圣徒。这类热爱激进主义理想的人，历来大有人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别有研究价值的一点是：这类人的社会作用往往是大善与大恶的极度矛盾的组合体。”
——“从积极方面说，正是这种人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除去少数幸运的天才之外，为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作出大贡献的往往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从科学艺术迷狂，醉心于工艺技术的发明家，到奋不顾身的社会改革者、革命党人。这是社会中的优秀的少数，正是他们把多数人从麻木沉睡中唤醒，把天火硬塞给平庸跟进的大多数。”
在周舵先生的笔下，中共党人已成了一群伟大的历史拓荒者，虽然“愚蠢”但仍不失为“圣徒”，而且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其实，笔者不用多加评述，海内外“小骂大帮忙”的帮闲多了去了，但象周舵这样的“前异见人士”还真不多，至少没有人用这样献媚地手法来美化中共。由此看来，周舵先生的真正用意已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政治主张，夸张一点的说：周舵先生正在自觉地充当中共防堵“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的文化打手。
请看，周舵一方面为中共当年的罪行巧妙的开脱，另一方面为批判中国人的“不宽容”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的评判标准中，凡是未达到他的“宽容、和谐”标准的人或社会群体，都具有如下特征：
1，表面联想式思惟。
2，简单概括性思惟。
3，极化思惟。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敌。
4，个体化思惟。
5，狭隘经验式思惟。
6，选择性记忆。
7，刻板反应。
这七条总结，与他对中共的吹捧形成截然对照。周舵先生这么做不难理解，是为了开脱当局的罪行。在他的眼中，既然碰到的是所谓具有“7种特征”愚蠢的中国人，发生“六四”大屠杀也就是必然的了。周舵这样的总结并不是为了发泄他对中国人的不满，而是要巧妙地为中共开脱屠城的责任，请看他在下面是怎样谈到责任的（指大屠杀）：
周舵说：——“谁的责任？这个责任，你必须肯定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它本来可能是另外一个前景的。否则就是天意，无神论者叫作“必然性”，天意哪有人的责任？所以它一定是有另外一种选择，而有一些人非要（25年前）做这个选择，他才有责任。无可选择的事情上是没有责任的。”
——“至少不会发生这样的大流血。非常不幸，我们没有成功。于是两个温和派全垮台，两个极端派成为主导力量，那一定就是大血战，成为黑白截然二分，敌我截然二分。”
——“由于（25年前）的教训不容讨论，这种可悲状况至今难以改变。一旦气候合适，灾难还会重演，中华民族难免重蹈覆辙！”
——“请注意：我说的是全社会，不仅仅是CCP。”
在这里周舵先生已说的很清楚了，特别是说指的是全社会，而不仅仅是CCP。那么周舵先生所指的“一些人非要（25年前）做这个选择”，摆明了是要当年的学生和民众要来承担“大屠杀”的责任了？在他的文章中，将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归结于中国人的“不宽容”。这里，周舵先生混淆了一个重要概念（往往也被一般社会公众所忽略），所谓“宽容”是离不开具体条件限制的——即什么人才有资格来谈宽容？在政治逻辑上和社会现实中，“宽容”一词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
第一，宽容者对被宽容、宽容的对象持否定性的评价。第二，宽容者有权力或有能力否定该对象（这将宽容与胆怯和意志力残弱区别开来）。第三，宽容者审慎地抑制这种权力的使用【1】。正如一位住在瑞士，对不同族群如何相处有深刻感受的德国人保罗.科利所作出的评价：“宽容是行使权力者的一种禁欲主义的结果”。【2】
在厘清了“宽容”成立的必要条件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周舵先生的用意何在了。请问：为了避免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你是要掌握着所有国家机器的中共当局“宽容”呢？还是要“六四”被屠杀、被监禁，被流亡，以及25年来一直遭受专制压迫的民间人士“宽容”？这个问题很浅显，因为能够实行“宽容”的一方必须要具备“行使权力者”的条件。当周舵先生将“全社会”纳入他的“宽容”范围时，无疑是为了造成一个印象——即“六四”屠城的责任不在中共，而是“全社会”的不宽容所导致的。
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认同的！不管周舵先生如何巧言令色，血铸的历史不会改变，这一点你说的不错，善与恶确实是“黑白分明”的，它不会因为你周舵的改变而改变，中国的未来也不会因为有了你的“顶层设计”而变得更好，历史自有它的轨迹，中共所犯下的罪行也必将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未完待续）
潘晴
2014/5/18于澳洲悉尼
附：周舵：《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一文网址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63d84d08fbd67715204
注【1】安娜.库茨拉底：《论宽容和宽容的限度》1998年版
注【2】保罗.科利：《宽容的销蚀和不宽容的抵制》1999年版
(潘晴：“宽容”不是6.4血祭的奢侈品（上）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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