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中国政坛一颗新星的“脱轨”

张炜与赵先生于1987年的合影

张炜，中国政坛一颗新星的“脱轨”

2005年

最近，一部反映沿海开发区创建20周年艰辛历程的电视连续剧《海阔天高》在央视和部分地方台上映，这部片子以沿海14个城市经济开发区的创业发展史为背景，重点取材于天津滨海新区，剧中所表现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完全来自于真实历史，据编剧本人介绍，剧中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片中的第一男主角，是清华大学经济系首届研究生毕业后到天津开发区工作、历任开发区招商局局长和管委会主任的罗达航，在他的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张炜的影子。我这么说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搞影射史学，而是有依据的，剧中所涉及的两大事件，都与张炜有关。一是提出“创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二是提议向外商转让土地开发和转租权，这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对张炜这样一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80年代，张炜绝对算得上是闻名全国的青年政治精英、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前程似锦的政坛新星。张炜195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文革结束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与吴稼祥、方觉、石小敏等人同班同学，在校期间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前任是袁纯清，北大法律系学生，长期在团中央任职，现为陕西省委副书记），毕业后到天津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天津市政府外经贸委主任兼天津市委外事工委书记，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发生后辞职，他的辞职声明仅寥寥数语，却以罕见的勇气选择了最直接的表达，掷地有声。

七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园内，聚集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青年学子，他们不仅在那里学习知识，探究学问，而且关注时事，热心议政，一部分政治热情高涨的学生甚至不仅仅满足于口头上指点江山，他们试图从事民主实践并将北大发展成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中心，1980年底的区县人民代表选举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79年，中央修改了《选举法》，规定从1980年起，将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的层次由原来的乡（镇）提升到县（区），县区人民代表的直选，给了大学生们一个公开表达政治意愿、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机会，虽然这样的“参政”或许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可能对中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但燕园学子们还是视之为一次难得的机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竞选中去。从1980年11月初开始，先后有经济系夏申、国政系房志远、杨百揆、田志立、技术物理系王军涛、哲学系易志刚、杨利川、研究生胡平、中文系张曼菱、姚利明、刘娟、法律系袁红冰、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物理系于大海、图书馆系许欣欣等人宣布参加竞选，并相继发表竞选演说。

关于这场选举，可以参考陈向阳《当年北大竞选时（记1980年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

张炜是在11月10日宣布参加竞选的，随后在第二天（11日）晚上，召开个人答辩会，当时有1500多人到场，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文革前一直在团中央任职，离休前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1年去世）也在台下就座，并与另一竞选人姚礼明作了交谈，他表示，学校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他自己愿意与所有竞选人座谈。13日晚上9点半，马石江找张炜等人谈话，传达中央书记处有关竞选的指示精神，并谈了三点，一、北大选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二、候选人的情况是好的。三、怎样才能让选民了解候选人，这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希望北大选举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来。11月15日，有人贴出《也评张炜答辩会》，指名对张炜表示不满，认为此前由全体竞选人签名的《告北大同学书》动机不坏，效果不好，使竞选有名无实。由此竞选中出现了务实与务虚之争，争论的焦点是竞选过程中究竟应该更多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还是应更多关注学校建设、学生学习生活等实际问题，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应该进行大改还是根据实际条件小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孰先孰后等等，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学界和民间讨论和关注的焦点。11月29日，张炜在校园内贴出《我的社会改革观》，主张“温和改革”。12月11日，正式投票选举代表。13日公布选举结果，学生选区共计选民6084人，投票率91.2%，胡平得3467票，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王军涛得2964票，张炜得2052票，均未过半数，未能当选。此后学校根据选举法有关规定进行补选，很可惜，在补选中王军涛和张炜再次未过半数。

北大竞选是一次民主选举的训练和演习，不仅在北大校园内广泛传播了民主思想、民主理念，而且使一大批有志于民主政治的年轻人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锻炼，这些人后来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但遗憾的是，此后在中国的大学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学生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场面。

由于张炜是党员、校团委委员兼学生会主席，当时有好多人误认为他是校方派出的官方候选人，关于这点，当年与张炜同台竞选的王军涛曾专门撰文予以澄清，王认为张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不顾校方劝阻而参选的，并最终说服了学校领导（可能是指马石江）支持竞选。张炜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能见到的领导人力陈己见，维护北大和竞选。

从北大毕业后，张炜到天津工作，全程参与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筹备工作并长期担任开发区管委会的主要领导，他在这片盐碱滩上大胆尝试，锐意改革，使开发区全面发展，取得骄人业绩，很快成为全国开发区建设的成功典范，其综合经济实力指数曾连续七年位居全国国家级开发区首位，这与张炜当年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政治变故，可以想见，张炜现在在官场上的位置应该不会低于他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李克强（北大法律系）。与张炜有类似经历的青年政治精英，当年还有不少。比如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八十年代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潘维明（与曾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同班），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大）政治系、不到30岁就出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团中央常委、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正局级官员的张祖桦等等。

回过头来继续说张炜，其实他并没有直接卷入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张只是和他的北大同学吴稼祥（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事件后主动辞职）、石晓敏（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一起表了个态，仅此而已。如果在事件过后张能主动检讨一下自己的“错误”，有李书记罩着，应该不会过多追究，更不至于丢掉官职。可张炜经此事变，觉得既不能认同中央对此事件的定性，又不愿讲违心的话，更无法向经常打交道的外国朋友解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那就只能辞职了。

辞职后，张炜被安排到天津社科院当资料员，其实也就是打打杂而已。不久，他又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妻子大概是觉得他前途无望，毫不留情地离开了他，正好在这时，孩子又查出得了白血病，整天要上医院，张炜一时陷入他人生中的最低谷，但他并没有低下他高傲的头颅，始终坚守着他的理想和信念，这份在困顿艰厄之中绝不放弃的理想主义情怀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里面显得尤为珍贵。

1993年，张炜带着患病的孩子赴美求学，考入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一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随后被英国牛津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同时，在他到处求医问药的努力下，终于治好了孩子的绝症。在牛津毕业后，张炜被剑桥大学聘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今天，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他的自由民主观念也更为坚定。今年是张炜的知天命之年，作为后辈的我，遥祝远隔重洋的张炜一切顺利，人生幸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年龄尚幼，再加上身处小县城，对外界发生的大事了解极为有限，很多事情，我是近年来通过阅读文献逐渐获知的，以上所述肯定有许多内容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亲历者、知情人能予以纠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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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张炜   2010-09-19

　　中共“第五代”中，少了一个本来仕途上大有前景的名字——张炜。刚踏上政坛的张炜，爽朗中透出老成；告别了权力的张炜，机敏中洋溢朝气。他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张炜牢牢攥紧命运的缰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


◆高伐林 


　　自从邓小平提出了三代“核心”之后，“第几代”的说法慢慢普及了：江泽民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胡锦涛、温家宝算“第四代”，眼下正跃跃欲试要接班的，是“第五代”。关于“第五代”，人们的议论越来越多，明镜出版社最近还专门推出了一本《第五代》。
　　“第五代”中，少了一个本来大有希望的名字——张炜。
　　提起张炜，人们都知道他在1989年5月下旬“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的壮举：为抗议当局派兵镇压学生，宁可舍弃政坛锦绣前程，愤然递上辞呈——如果不是这样，55岁的张炜很可能是今天向中国最高权力层攀登的第五代领跑者。
　　但是人们却不一定知道，在“XX”枪声响过以后他被审查、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与他离了婚，不到五岁的独生子得了十分凶险的白血病。如果说这还不够，孩子在化疗过程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全身黄疸，医生警告：若不停止化疗，对孩子肝脏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永久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

　　张炜，可算是倒霉到家了。

　　2006年8月下旬，时年51岁的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来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转型的研讨会，我抽空跟他做了一次长谈。离第一次在未名湖畔见到他，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说，当年的他，爽朗中透出老成，现在的他，则是机敏中洋溢朝气——虽然额顶已经童山濯濯。近三十年岁月，张炜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他牢牢攥紧命运的缰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他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正当提为硚口区教育局中教科副科长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很快担任了北大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不愿留校，到天津工作，“而立”之年前后，在这个直辖市的一连串领导岗位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跃：团市委书记，天津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天津外经委主任……直到“XX”事件他自己甩下头上的乌纱帽。

　　中国古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张炜关上了仕途之门，推开了学术之窗。他毅然申请到美国留学，拿到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之后，又转到牛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应聘到剑桥大学任教。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高伐林摄）


在死神的夹击中突围

　　我首先对张炜问起他儿子：“他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张炜回答：“完全好了！白血病治好了，肝炎也治好了。幸亏当初走了出国这一步棋！”

　　张炜1993年来到美国，最急迫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出国？动这个念头，就是因为孩子陷入了绝境。”

　　儿子得的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煎熬了两年多，在一次输血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这是后来在美国才确诊的，在国内时，医生只判断出肝脏出了麻烦，但难以确诊是甲肝、乙肝、还是丙肝？不同医院的医生给过他三种诊断结论，不敢肯定是丙肝，因为一说是“丙肝”，就牵涉输血的责任事故——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对输血的血液进行检测。
　　张炜铭感不已：“XX”后虽然他还是“戴罪之身”，但天津市委前后两任主要负责人对他的儿子治病很关照，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两次通过天津经贸委主任转告张炜：若孩子需要在北京看病，有任何困难可以去找他；至于他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更是不顾公安部门的威胁，帮助他四处为孩子求医……

　　两种病凶险夹击，直接严重威胁孩子的生命。一位姓赵的主治大夫将严酷的事实告诉这位心力交瘁的年轻父亲：保肝与治疗白血病直接冲突，在中国，别无良策，为了保肝，必须停止针对白血病的化疗。白血病患者得了肝炎若还要继续化疗，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是死于肝脏。但是化疗并没有完成啊，难道就眼睁睁看著白血病继续发展？
　　张炜忧心如焚。他不甘心。1992年夏天在天津举行关于少儿血液病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北京的专家也来了不少，他又去请教他们。他们分析了孩子的病情后说，中国暂时还没有条件突破两种病的夹击，要在这种情况下挽救生命，只能去西方医学发达国家。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义无反顾。张炜行动起来，一面联系美国的医院，筹措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治疗费用；一面向当局申请带孩子出国治病。美国那一头倒是很快落实了：在美国的北大某校友帮助联系，将他和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其教授，教授许诺可以从项目经费中解决一些孩子的医疗费用。而中国放行的这一头，他却处处碰壁。“天津没有人敢批准我。当时市里一个靠镇压学生提拔起来主管公安的负责人说：‘张炜想出国？门儿都没有！’我特别生气：这不是拿我儿子做人质吗？”
　　为孩子办护照也是一大摊麻烦事——儿子虽然没有离开过他一步，法律上却是判给前妻的，而前妻并未知会他和孩子，就已经出国，杳无音讯。为了得到她的签字认可，张炜不得不付出大海捞针的精力。
　　过五关、斩六将，张炜总算带著孩子跨出了国门。“到了英国才最后治好肝炎。不过医生做肝穿刺查出，因为长时间没得到适当治疗，已经局部有了纤维化。”张炜告诉我，这个时年20岁的小伙子，正在英国一所大学念经济，“是他自己选的专业。”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982年，张炜（左二）与北大同宿舍的同学毕业合影。（张炜提供）


光荣的落选者

　　我问张炜：“你这半辈子中，在北京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算是第一次重大选择吧？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择去天津呢？”
　　张炜说：“那会儿学校的领导，像韩天石书记、马石江副书记等，都希望我留在北大担任团委书记。但我考虑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团的工作，我在北大学经济这么多年，希望能发挥所学，抱著一腔热情想从基层干起。而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1980年我参加过人民代表的竞选——是我自己要参加的，党委当时实际上是不希望我参加。”
　　对，这是张炜人生中更早的一次重大自主选择，虽然有传言说，张炜是“官方推出的候选人”。王军涛后来为他澄清说：“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
　　张炜对我回忆——

　　在我贴出竞选宣言的前一天晚上，北大党委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马石江，带著校团委书记王丽梅来找我。当时我的竞选班子所有人都在场。马副书记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王也是个很厚道的人，他们希望我不要参加竞选。马副书记说，你可以宣布你支持这场竞选，但你干嘛要参加竞选？你出来说什么？符合党委的口径吧，在当时气氛下得不到多少选票，对党组织的威信也是个损失；如果不按照宣传口径来说呢，肯定违反组织纪律，哗众取宠也不对嘛，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我理解党委当时压力也很大：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一派比较开明，理解学生的要求，像韩天石、马石江等人，本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长期从事青年工作。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时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后来才入党去了延安。他一辈子很坎坷，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毛泽东整肃下去，直到“文革”后才重被起用。党委另外一派的意见是，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竞选，参加进去就更是错误。那天晚上我对他俩也袒露心扉：我觉得竞选路子是对的，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也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精神——这当然还是从比较正统的党员的角度来说的，我当时还是属于党内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吧；另外，从我自己来讲，还是很有志向、抱负的年轻人么，特别希望受到一次锻炼，碰到这样事关中国民主、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要放过？
　　我问了他们一句话——你可以看出我还是很正统的！——我问：你们来，是传达党委的正式的决定，还是你们个人对我的劝告？他们说，是党委一部分同志的看法。我说，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只要党委没有做决定禁止我参选，我仍然要站出来。他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北大12月3日预选，从20多个竞选人里选出前三名作为候选人进入正式选举，胡平得2812票，王军涛得2400票，张炜得1723票，三人胜出。12月11日正式选举，要从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两名人民代表，结果胡平第一，3467票，王军涛第二，2964票，张炜第三，2052票。学生总数为5976人，必须要过半数2988人才能当选，只有胡平过了线，于是再选……
　　张炜落选了，但是他赢得了众多同学的信任，包括他的竞选对手王军涛的尊重。王军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王军涛还写道：八十年代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借鉴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有权罢免学生会干部。
　　张炜这一批学生骨干，今天在各个领域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李克强，是中共中央委员、辽宁省委书记；汪康懋，是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教授、新加坡交易所总裁顾问；王军涛，是著名的“政治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周青，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百人计划”引进教授、博导；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业教授，一度被中共指为“台湾间谍”……

　　当时北京和外地高校学生竞选人民代表一浪高一浪，而当局则手忙脚乱，十分被动，甚至发生不少冲突。最严重的，是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不满校党委钦定候选人，到省委请愿，省委书记毛致用避而不见，学生集体绝食并派代表到北京上访。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一方面三令五申压制学生竞选要求，另一方面向最高决策层夸大学生在竞选中的某些不满言论—19年后他们也是这么干，酿出惊世惨案。受其压力，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改革派领导人也表示了否定竞选的态度，胡耀邦甚至指责这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北大竞选也被上面盯上了，党内有人要求查处。风声日紧，张炜却学不会明哲保身，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竭力解释和分辩，维护北大和竞选。他不满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场，担心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负责人听信他们的汇报，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多到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信是用普通邮件发走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指望听到什么回音，”多年以后张炜在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然而“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教育部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
　　张炜告诉我：“在竞选中我没有完全跟从学生情绪——这是我当时思想的局限，我后来认识到：王军涛、胡平在竞选中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当时我与王军涛接触比较多，一方面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敏锐思想所折服，但也担心他的许多主张在党内完全不可能被接受。我采取的态度比较折中，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总之当时我还是寄希望共产党能够领导全面改革。我这样讲，大家感觉得我没有哗众取宠，不像有些人拿‘我不是党员’来拉选票。在竞选结束以后不久，我在北大党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北大党委委员，那是学生第一次成为党委委员。”

天津市新来的年轻人 

　　但张炜也发现，虽然党内改革派一直在保护他，党内保守派却还是觉得他“大逆不道”、“出格”。“留校当团委书记我就得卷入意识形态，但我的性格是有话就讲，还是到基层去干点实事好。我去找校、系两级领导，希望让我到边疆去。韩天石书记说，你的愿望我很理解、很支持，但你这样一腔热血，处理事情又不讲究方法，你到了下面不一定能成功啊。”
　　张炜坚持要走，爱护他的北大和经济系领导，向有关方面推荐这个人才。当时在任的天津市长（张炜当时执意不提名字，但我们都心照不宣，说的就是胡启立——高注）早就知道他，听说这件事，就对马石江说，让张炜来我们天津吧，我们安排他去基层锻炼。
　　天津市领导本来确实打算安排他到工厂，但当时市里正开人代会，张炜就留在市政府机关参与起草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结束后，这位市长离开天津上调中央，接任市长（张炜当时也不提名字，但我们也知道，说的是李瑞环——高注）就将张炜留在市政府研究室，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提拔为研究室负责人。
　　几个月后天津调整青年干部，张炜虽然不情不愿，还是被提拔到团市委当书记了——那正是王兆国、胡锦涛在团中央担任一二把手的年月。张炜当时有一个很长的发言，被人整理出来发表在《青年研究》杂志上。他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共青团是中共的助手，但不应该人云亦云，而要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他明确提出来不能当“马屁虫”：当“马屁虫”，没人跟你走，你怎么当“党的助手”？
　　但他感到自己的性格、思路与团中央未必在同一个轨道上。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写到了自己亲历的一幕：
　　1983年12月，张炜参加团中央的工作会议，快结束时，胡耀邦、胡启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书记。正值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推行“清除精神污染”，不少地方党委要求团组织配合，“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团组织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所谓‘勾肩搭背’的行为，还有的省委要求团委带人到人家家里去查抄所谓‘黄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当耀邦等人要求我们汇报时，一部分胆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几位胆大一些的团省委书记不客气地列举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现的怪现象。”
　　他那时对中央领导层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分歧，全然不知。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耀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过头了。”
　　“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耀邦虽然开明，毕竟不是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却是“人家穿什么衣服”还是要“管一管”的王兆国。张炜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不是一路人。



1987年，时任天津开发区主任张炜向胡启立、万里等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汇报。（张炜提供）


差点成了副省级 

　　耐着性子当了十个月团市委书记，机会来了：天津要成立开发区。“我坚决要求回到经济战线中去。市委最后同意了，安排我当开发公司总经理兼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市政府秘书长兼任。他很快就离开了，我提拔为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
　　那是张炜最意气风发的岁月，用一句当时的套话来说，他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方面我所有的想法都敢说出来；第二，挑选到开发区的干部都是有文化也比较年轻、比较有开拓精神的——虽然比我年龄大——配合起来比较默契；第三，市委、市政府很支持，我有尚方宝剑。”张炜很有清醒的头脑：并不是个人有多大能耐，自己实际上是被推到那个位置上的，机遇很重要！
　　他在天津开发区锐意改革，敢于创新，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等领导人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反映问题后，都表示过赞许。1988年，更好的机遇又落到他头上——中央经过考察提名，安排他当天津市副市长候选人。天津是中国的第三个直辖市，这个位置，是副省部级。而张炜当时才刚满33周岁。
　　没想到，在开人代会时，有的代表提出：张炜到天津“年头太短，还不到六年”，在这一级岗位上，全国也找不出这样年轻的。太快了吧？在差额选举中，竟将他给选掉了。
　　说到这一段时，张炜很冷静：“回头来看，将我选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凭什么就一定是我？有很多角度会看中别人：为天津的建设干了大半辈子；尊重知识……我的家世中没有任何特殊背景，也不能不说是因素之一。像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比我大一点，他就当上副省长，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人们同情他父亲的心理因素，同时也寄托着一定希望：有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说不定能给所主管的领域带来更多的资源。”
　　他跟别人开玩笑地说：我支持民主的信念你们该相信了吧，我自己两次参加民主选举都落选了，但我屡败屡战，不改初衷，支持竞选！
　　虽然没有选上，但天津市领导对他还是很支持，任命他为市经贸委主任，兼任市外事办主任，同时还兼市委的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当时天津市的编制与所有地方都不一样，作为改革的试点，说‘外事工作要服从经济工作’，就将所有外事工作都合并到这一块，外办、外贸对内一个摊子，对外两块牌子——因为市外办是属外交部领导。虽然我没有被选上，但是还是交给我来主管这一块。”
　　1989年惊心动魄的春夏之交来临了。

从体制内破门而出 

　　1989年5月19日，张炜听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人关于戒严的决定，内心的幻灭和悲愤之情难以言喻。苦苦思索之后，34岁的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外事办主任、市委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张炜，写下了这样一份辞职声明：
　　“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我不赞成李鹏的讲话，现在执行我的职务和忠于人民发生了矛盾，我只能选择后者，因此，我请求辞去我的职务。”
　　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怎么竟会到了这样不讲道义的地步？！他感到跟自己从小追求的理想完全是南辕北辙。而且，他判断这是对改革的全面清算，这个党走到了这一步，还能更新、还能改革、还能担负起无数次宣称自己被赋予的使命吗？他觉得无法对之抱一丝一毫的幻想。自己作为改革派一员，需要权力是要用来推进改革和民主，党已经抛弃改革和民主了，我还要这权力干嘛？
　　“……心里也不是没有一点这样的希望：我的行为，能激励共产党的干部更多一点正义感——现在看，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但即使没有这一条，前面几条也足够我辞职了。”
　　没过几天，“XX”枪声大作，更让他震惊、悲愤。张炜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大学同窗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
　　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使张炜这个名字放射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我问：你那时是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比我们有更多内部信息来源，是否听到一些关于中共领导层里的分歧，例如，知道赵紫阳反对强硬对待学生运动，但意见被否决吗？
　　张炜回答：一点儿都不知道。学生抗议运动起来之后，我跟北京没有任何联络。辞职、写信完全是我激于义愤的自主的道义行为。“他们怀疑我背后有人指使，后来为这个追查了很长时间，但查去查来找不到凭据——根本就没有人指使我么！”
　　我继续追问：你是怎么权衡的呢——留在体制内的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当然会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为了能推进改革事业，是否就应该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当时和现在肯定都有很多人会这么说：张炜要不辞职，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作出多少贡献！
　　张炜笑答：能作出这种贡献的人，不在于我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权衡，我也不认为没有辞职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担当这种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张炜。但赶在那种关头敢于辞职，表明一种道义勇气，同时也可能给别人一种激励、一种提醒——能起这种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意味著更高层次的需求么？
　　张炜对那些为他可惜的朋友说：“这个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绝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达到我的位置，但他们的能力、见识比我强得多。还可惜什么呢！”“我不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属于谁的。”
　　张炜剖析自己说：自己那时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青年人，对于政治的复杂、肮脏、妥协与博弈，并没有太多认识，对于“政治”与“理想”也没有分得很清楚——以为“理想”就是“政治理想”，也不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那么会算计……
　　我问：你当时对后果怎么评估呢？在这么重要的历史关头声明辞职，这不就像捅了马蜂窝？
　　张炜回答：我当时最坏的估计是会抓我。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没有那个资格和能耐“分裂党”，所以给我的罪名只是“支持动乱”。当时有极少数身居高位的人恨不得把我往死里整，但是天津市主要负责人没有同意这样做。当有人提出来要把我抓起来时，天津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点头——他甚至坚持对我不“撤职”，而是“免职”：“撤职”是处分，“免职”则是我辞职、组织上批准的一种正常手续。这实际上是对我的保护。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张炜仍然被宣布“监视居住”达两年半之久。“警察日夜24小时在门口，我出外他们也都跟着。他们还趁我出门的时候，自己拿钥匙开了门来搜查。”打电话，不用说也是有第三只竖起来的耳朵的。
　　他介绍说，审查的重点是他与“动乱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查他辞职有没有“后台”“背景”——是否有中央改革派的负责人支持他辞职？中央这些人原来对张炜一直是比较欣赏的么。实际上清查者搞的还是顺藤摸瓜的把戏，想借张炜这件事来找到攻击所谓“后台”的炮弹。
　　张炜说：调我到天津去的那位负责人（指胡启立——高注），实际上对我一直是严格要求的，他也非常正派，与我的关系非常单纯，远不像现在一些上下级那样庸俗。我从来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公事谈公事，没有公事就不见；不叫不到，不去主动找他，绝不会去找他谈个人的事，更不会送一分钱的礼。
　　张炜被免职后，当局令他到工厂去。“这其实是我的本意，我毕业之后就要求到基层去，但这个时候我不接受惩罚：我辞职了么，应该我自己来找工作！哈哈……这说明我还是有书生气。”
　　他要求回开发区去从事研究，当局不同意，僵在那儿了。张炜说，“XX”之后被邓小平点将上调中央的那位前天津市委负责人（指李瑞环——高注），有次回天津来视察，张炜通过市委秘书长李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向他转达要去搞研究的愿望。这位负责人很痛快便答应了，还直接给天津社科院院长王辉打了个电话，王辉是张炜以前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时的老上级，马上打电话给张炜，要他将人事关系转过去。“天津要整我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纳闷：要张炜下工厂，他怎么还不去？一查，说我的人事关系转到天津社科院了！他们气坏了，去责问王辉。但是一听说这么个背景，只好不吭声了。不过，我实际上也没有去社科院上班——监视居住么。”



　　张炜（左）与前来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北京大学老同学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前合影。（张炜提供）


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祖国 

　　带孩子出国治病以后，一边为孩子求医，一边联系学校读书。很快，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录取了他。张炜决定，先到哈佛读公共管理的硕士，向牛津那边申请推迟一年入学。他解释说：“我的英文和数学基础比较差，年龄毕竟也大了些，我离开北大、远离学术那么多年么，我的托福成绩并不理想，只考了553分，听起课来还是很吃力。而读这个专业的硕士，课程选择余地比较大，而且对数学的要求比正规的经济学专业稍低，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除了读书就是给孩子治病，苦读一年加一夏，张炜拿到了硕士学位。1995年，他带著孩子去英国牛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五年之后得到了学位，被剑桥大学聘用。张炜谦虚地说：“找工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机会，正好当时剑桥开放这个职位么，我运气比较好，赶上了。”
　　但运气，只青睐那些准备好的人。王军涛曾经写过：在牛津大学，张炜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王军涛说：“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博士这中美英三国最好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我问：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让你回国发挥专业才能的机会相当渺茫，你坚持读经济有什么考虑吗？
　　张炜回答：“我本来就对经济感兴趣，本科读经济，毕业后搞经济，主要关注领域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从实际事务中得到的经验使我再回到学术殿堂来钻研经济相对容易，回不了国也可以搞研究。不让我为中国做事，就做研究、写书。”
　　张炜在剑桥对本科和研究生开两门课：“中国经济”和“经济转型理论”，还带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
　　2002年，他在剑桥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炜介绍说：我从哈佛到牛津后，感觉英国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弱，一直想尽我的能力来促进一下。这个心愿得到关心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和另一位专研中国唐代政治、法律、官职的学者麦大维（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他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这两位教授的支持成立起来了，莫里斯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张炜当主任。
　　199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是剑桥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对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激励制度的研究，还因解决了最优税收制度问题而闻名于世。而麦大维（David McMullen），是剑桥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们都经常应邀到中国去讲学、交流。
　　“是啊，他们英国学者可以经常去中国，但是我这个中国学者却不被允许回国。”张炜说起这一点，一脸无奈。
　　我吃惊不小：真的？你是留学出来的，为什么不让你回国？你尝试回去过吗？
　　张炜说：“尝试过啊，被赶出来了！那是2004年5月19日，北朝鲜政府邀请剑桥大学派一个小型代表团去考察，我也参加了。英国到北朝鲜必须到北京转机，而且基本上所有欧洲到北京的航班都是下午到，到北朝鲜的飞机是上午起飞，所以我们必须在北京住一夜。我持合法中国护照么，所以我也就理直气壮地登上了飞机。但是到了北京，将我拦住了，让我飞回伦敦……”
　　他们给你出示什么理由呢？
　　“他们需要给我理由吗？”拦住他的人只是非常客气地请张炜理解，这是“上面的意思”。几个小时盘问后，他被两人“陪同”上了即将返航的飞机。面对满舱乘客惊讶的目光，张炜索性来了场即兴演说，对当局不让自己一个学者为学术活动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国籍所在国过境停留一夜，表示质疑和抗议。他讲完后，机舱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让那两人尴尬不已。
　　对中国当局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早就了如指掌的张炜，分析说：不让我回国，有三重目的：第一是惩罚你的不驯服；第二是担心你搅合他；第三，你不是研究中国问题嘛，封杀你的空间。不让你回去，你研究什么？——其实我就是不回去，我的信息也比外国人知道的多多了，怎么封杀得了？
　　虽然当局不让自己回国，但张炜尽量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少受影响。中心请国内经济学者和官员前来英国剑桥进行交流，像厉以宁、茅于轼、周其仁……还有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都请来过，与英国同行对话交流。中心还组织关于中国的学术讨论，像去年就搞了一个国际讨论会，请来了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的学者。“我们希望研究中国的学者知道到哪里找到同行来切磋。现在，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知道找到我们这里来讨论问题了。”
　　我问：“你们现在的经费从哪里筹措？”
　　“我出面募捐，到处找人化缘啊，企业，个人，机构……我都去找。我得到了一些英国很著名的企业家支持。”
　　张炜本人现在钻研的课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不仅指中国，也涵盖其它国家的增长动力和地区差异，“当然，我更多地还是关注中国。”

　　张炜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思考：胡耀邦崇高的品德是他的“悲剧的根源”——他习惯于尊崇党性，而“所谓的党性，在大多数共产党员那里，其实只不过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当这个最高领导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人民性和党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胡耀邦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冲突面前，他希望选择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党的强大官僚机器却要强迫他尊崇所谓的党性。他忠于人民，又不想与这个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决裂。”
　　张炜也曾经面临这种悲剧性冲突。但是，比起前一代，他与许多同时代的人已经走出了这一悲剧。
　　（2006年9月）




　　张炜（右一）与他带的部分研究生，和剑桥东亚研究所所长麦大维教授（右四）合影。（张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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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希望在下一代身上 

张炜发言摘录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博士，于2006年8月下旬来美国新泽西，参加中、美、欧学者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转型的研讨会，他的发言摘要《中国的宏观调控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困境》，曾刊载在当时多维旗下的各个媒体：多维网、《多维月刊》、《多维时报》。这里我整理、摘录的是他在跟其他与会者争论驳难中的部分见解。

　　▲中国的危机是否迫在眉睫？我认同诸位对中国严重问题的描述，也深知环境、资源的约束，但我认为中国毕竟是大国，回旋余地很大。当局的统治有很多危机，但是仍然有一定化解能力，所以我不认为会有立即的变化。
　　但到下一代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会发生变化。有两个因素在中国未来会很重要：
　　一个是镇压的效应会衰退。现在为什么人们不反抗？因为人们知道反抗会遭到镇压；当局为什么不让步？因为知道一让步，民众就要“蹬鼻子上脸”。但是这种效应会逐渐衰退。什么时候起质变呢？我寄希望于六十年代末以后出身的人。
　　多年的经济改革，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生活比文革时期好多了。应该承认，除了对镇压的恐惧，改革所带来的实惠也使得民众对现实中的许多腐败现象有较大的容忍性。比我们年龄更老的一代，他们经历过战乱，更有纵向比较，更怕战乱。但是，下一代年轻人不管这些了，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纵向比较了。1970年出生的，现在已经36岁，再过十来年，他们就成了社会中坚，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届时，普通民众的不满会增长，容忍性会降低；下一代人的生长环境使个性得到发挥伸展，人性的东西更成长，不像我们这一代人的人性泯灭了不少——我小时候父亲瞪我一眼，我会害怕，你现在瞪你的儿子试试！
　　再一个：当局再对学生开枪，不见得下得了手了。他们也弱了——李鹏比邓小平更弱，胡锦涛比李鹏更弱——他不敢杀。

　　▲中国变化将会是“看东不看西”。中国政府煽动民主主义情绪，反对西方的进步思想。这一招现在看来似乎还很成功。政府对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很严格。但是，问题可能会出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认为东欧未来十年的变化将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有意夸大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借以吓唬中国民众，作为维持一党专政的一个借口。现在，东欧国家不仅基本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民主转型，根除了政治上产生大的风波的可能性；他们的经济恢复也初见成效，并逐步走上了稳定成长的轨道。我对东欧的进一步发展十分乐观。
　　反观中国，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经济放缓甚至停滞，中国人就会对东欧的政治、经济并举的改革模式重新进行评价。一个长期稳定和发展的东欧与一个动荡、腐败、经济无法持续增长的中国的对比，就会使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究竟那种模式更好，就会抛弃一些人正在鼓吹的所谓“北京共识”。

　　▲在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和国际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一次讲演会上，北大教授朱峰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是守法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没有威胁。我说：没错，现在中国在国际上还算是守法；但是看一个政府是否真心实意地守法，不能光看它在国际上是否守法，还要看它在国内是否守法；不仅要看它在力量不足的时候是否守法，还要看它在强大的时候是否守法。中国政府在国内“无法无天”，这说明它在国际上守法是被迫的、是权宜之计。这样的政府一旦强大，没有了制约，在国际上也会无法无天。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就像当年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一样。

　　▲有人指责中国说，消耗了世界多少资源、抬高了市场价格。我要为中国辩护，这些指责是摆不到台面上的。中国消耗这些东西有其合理性。很简单，中国人口多嘛，你要看中国人均消耗水平嘛。而且，中国是花钱买的嘛，不是讲自由平等吗？你买可以，中国买就不行？抬高了价格，我愿意嘛！过去你买那么多，我没有说你，现在我买，怎么就要指责我？世界上其他国家以此为理由批评中国，缺乏合法性。

　　▲“增长”是流量的概念，不是存量的概念。英国、法国现在增长率很低，论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已经没有一些东亚新兴国家高了。但是英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那还是东亚新兴国家远远比不上的。因为他们存量较高。
　　还有一个质量问题。现在长安街上已经炸掉五十年代的建筑了，像（建国十周年时盖的）“十大建筑”中的工会大楼等。但是英国、法国，几百年前盖的房子，现在还好好的，还在使用，这就是存量。他们今天的老百姓，还能享受过去几个世纪的流量转为存量的好处。而中国的质量比较低，不能同样享受。

　　▲中国财富增长的分配不合理，不仅表现在对同一时段的不同人群之间不合理，对社会形成威胁；而且也表现在代际分配上不合理。为什么这么说？
　　这一代人的成长与前一代人的牺牲是很有关系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国家按照当时的人力资本、资源条件、经济结构，采取强制积累的方式，令当时那一代人作出牺牲，虽然这种牺牲并没有造成多少存量，但是创造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增长的前提，成就了后来的一代人。没有过去人为造成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强制的剪刀差，对农民超经济的强迫，现在中国能靠这么大规模的便宜劳动力向国际扩张吗？
　　这一代人享受了上一代人的东西，如果在八十年代就实行一种均衡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话，中国的社会矛盾会小一点，增长的速度会低一点，但是不致于从领导到下面都忧心忡忡。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代“超享受”，剥夺了下一代——有显性的剥夺，像破坏资源，疯狂掠夺性开采煤矿、乱砍滥伐森林、污染江河，等等，你砍一棵树，下一代就少一棵树；你污染一条河，下一代就少一条干净的河；本来一座煤矿储量是一定的，将好采的采完，东挖一个坑，西打一口井，本来可以出一百万吨的，我挖了25万吨就废掉了——要算成本，应该将破坏掉的都算进成本。这就远远超出产出！
　　还有经济学家称作的“隐性剥夺”：这一代本来有条件改变所有制、进行社会变革的，这一代人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一点，福利低一点，但是给后人创造了更多平稳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且不谈民主本来是人性本来的诉求。但是这一代就是拖著不干，就剥夺了下一代人平稳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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