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老照片：中共认定30名六四“黑手”(组图)
1989年6月30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唯一一份公开报告。据统计，在这份报告中有30人被点名视为“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现按在报告中出现的先后为序，将他们的“罪状”简述如下。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六四“黑手”名单，他们中有人仅仅被报告点名而已，并没有被捕。相反，在公安部通缉的21位“高自联”青年学生领袖中，只有王丹一人在这份报告中被点名。
《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点名一次）：赵紫阳1988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图为2013年7月30日，李怡在香港书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严家其（点名八次）：与赵紫阳秘书鲍彤联系密切；与他人在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关于时局的对话，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参加《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支持学生游行示威；在赵紫阳5月4日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谈话发表后，与曹思源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5月13日晚，与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大游行。参与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与包遵信等人发表《517宣言》：“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戒严后与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呼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与包遵信在《明报》发表《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
《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点名三次）：1988年12月7日，由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
《新观察》主编戈扬（点名三次）：金观涛宣布“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后，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1989年2月26日，与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主持《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图为1989年戈扬在天安门广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苏绍智（点名三次）：1989年1月28日，与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举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参加《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5月13日晚，与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图为苏绍智在刘宾雁葬礼上致词。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方励之（点名十一次）：1989年1月28日，与苏绍智等人举办“新启蒙沙龙活动”；2月初，与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3月3日清华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大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一些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426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授意下，北京“高自联”把颠覆性的口号改成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图为1989年方励之在北大草地沙龙演讲。
中国民主联盟成员陈军（点名五次）：1989年2月初，与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办“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图为 2012年4月，陈军在“方励之先生追思会”上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张显扬（点名两次）：1989年2月26日，与李洪林、包遵信、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在赵紫阳5月4日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谈话发表后宣布：“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图为1993年孙长江、郭罗基、阮铭、张显扬（从左至右）在美国合影。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洪林（点名两次）：1989年2月26日，与张显扬、包遵信、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5月14 日，与严家其、包遵信、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图为李洪林在朱厚泽追悼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包遵信（点名六次）：1989年2月26日，与张显扬、李洪林、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5 月13日晚，与严家其、苏绍智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与严家其、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5月17日，与严家其等人发表《517宣言》。戒严后与严家其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呼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与严家其在《明报》发表《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图为1989年包遵信在北京大学演讲。
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王丹（点名三次）：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九条要求”，最主要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 “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图为1989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事项。
中国人权同盟发起人任畹町（点名一次）：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
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方励之夫人李淑娴（点名两次）：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图为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透过电视发出的方励之、李淑贤夫妇通缉令。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点名一次）：一些知识界“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刘锐绍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图为1989年陈子明在清华15号楼讲演。
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点名一次）：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刘锐绍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点名一次）：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中国民主联盟成员刘晓波（点名三次）：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图为“六四事件”期间，高新、侯德健、周舵、刘晓波（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广场。
中国民主联盟负责人王炳章（点名一次）：“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图为王炳章在狱中。
中国民主联盟负责人汤光中（点名一次）：“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
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秘书鲍彤（点名四次）：与严家其联系密切，为赵紫阳起草5月4日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与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讲话和426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讲话。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立即广播，连播3天；《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着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5月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图为鲍彤与赵紫阳合影。
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点名一次）：在赵紫阳5月4日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谈话发表后，与严家其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图为1989年曹思源、万润南在周舵家作客。
《光明日报》记者、叶剑英养女戴晴（点名一次）：5月14日，与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图为戴晴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反对戒严。
前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点名一次）：5月14日，与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图为1995年2月16日，于浩成在纽约曼哈顿寓所与陆铿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泽厚（点名一次）：5月14日，与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北京广播学院讲师苏晓康（点名一次）：5月14日，与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图为1989年流亡期间，苏晓康正赶上柏林墙倒塌，在现场留影。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点名一次）：5月14日，与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刘再复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点名一次）：5月14日，与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等12人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高山（点名一次）：5月19日，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
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点名一次）：5月19日，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图为20世纪80年代，陈一谘（右一）与吴伟、朱厚泽、于光远（从左至右）合影。
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点名一次）：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图为1986年，万润南（右一）在深圳与应启瑞、罗征启（从左至右）合影。
文章来源: 史海钩沉 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5/12/32620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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