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4南京高自联纪实系列之


《原来这里有个门》三/齐治平

     1989年4月15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逝世。 (博讯 boxun.com)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得到这个消息的。电视里奏了哀乐。这是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去世时的治丧规格。
     后来披露的材料证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是在15日下午率先打出“悼念胡耀邦”这张牌的。吾尔开希是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名字。
     北京各高校中迅速刮起了悼念胡耀邦的旋风。高校活动的积极分子四出联络,准备在胡耀邦追悼会上参与悼念活动。胡耀邦的追悼会是最高规格的,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赵紫阳是在87年初胡耀邦被撤职后代理总书记的,在同年年底的中共十三大上出任总书记一职。建国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只有三个人担任过,即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个灾难性的职位,谁当总书记谁就被打到。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成继刘少其之后的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胡耀邦在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下台。赵紫阳在“六四”之后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勉强保住党籍。
    追悼大会的实况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看不出会场有什么异常。然而,此时的人民大会堂外聚满了学生,他们要求参加追悼大会。大批警察前来维持秩序。终于,有三名学生跪呈请愿书。此举被拍成照片,广为散发。这是八九学潮的第一个大动作。
    从4月15日到4月26日,学生们的请愿示威活动已经逐渐从悼念胡耀邦演变成为惩治腐败,惩治“官倒”等政治要求。其间发生了新华门事件。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外示威请愿,有些人企图爬墙进入中南海。于是大批警察赶来驱散学生,据说有学生遭到痛打。恰巧有一位女生当晚发生车祸,于是就有传闻说警察打死了学生。
    ,那几天,北京各高校的激进学生常常聚会,商议成立全市性的统一学生组织,摆脱现有的学生会。这个临时性的学生组织曾多次更名,其成员也多有更迭。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是其中一位始作庸者。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主要成员有王丹,封从德等。这是八九学潮的第二件大事,成立独立学生组织。
    那几天里,有很多北京高校的学生离开北京,前往全国各地高校,介绍北京学生的行动,期盼外地学生的支援和响应。
    鉴于北京的形势日益严重,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无疑是在滚开的油锅里浇进一碗水,顿时炸开。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学生们曾经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行动,当时有政府官员承认他们是爱国学生。从爱国行动一变而为动乱,这可是天上人间的变化!怎么办?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刚刚诞生不久的学生自治组织决定坚决不退缩。于是发布“新学联”一号令,决定27日举行全市性的大游行。4.27大游行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正是这天的游行首创了89年风靡全国手拉手组成边队护住中间学生的游行方式,这大约是中国学生的发明。据说这天的游行曾数次遭到警察拦阻,但受到市民的热烈拥护,所以很成功。,在这之后,北京的各高校基本上都停课了,各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纷纷成立,并且成立了全市性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这就是著名的“高自联”一词的来历,而我们外地学生则称之为“北高联”。
    从4.27大游行结束到“五四”之间,有两个人成了知名人物,他们是吾尔开希和王丹。他们两人曾多次在学校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成了著名的学生领袖。从后来的通缉名单来看,王丹和吾尔开希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可算是名副其实。
    学生们的下一步行动是“五四” 大游行。
    从胡耀邦逝世开始,我一直关注着北京发生的一切,天天听BBC和美国之音的广播,想多得到点这方面的消息。恰巧四月的最后三天学校召开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预分配会,不上课。“五一”放假,那几天没什么事。四月底的一天晚上,天上飘着蒙蒙细雨,这是江南特有的雨。虽说有些凉意,可是很滋润,正合杜甫诗“润物细无声”的意境。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鼓楼广场,看到有几个南京大学的学生在发表演讲,并且有北京来的学生介绍北京4.27大游行的情况。当时已有大批北京学生到各地高校联络,到南京的据说是南下第x小分队。南大是南京各高校的头把交椅,所以一般人都喜欢到南大听消息。那天在鼓楼广场演讲的人中有一个小个子,留着长头发,敞着怀,很激动地在演讲。一个多月之后我知道了他叫陈学东。他是这本书中一个重要人物。
    5月2日下午,我向同班的北京同学聂提议说去北京,因为学校里没什么事。于是我和聂,还有另一位同班的北京同学刘约好当晚去北京。没想到消息一下子传开,聂和刘的女友晚饭后把我堵在宿舍里让我交人,我觉得很好笑。本来有点信心不足的聂刘经她们这么一闹,反倒坚定了去北京的决心,怕其他同学笑话他们怕女朋友。几年之后,我得知聂和刘都与他们的女友分手了。我想大多数的校园恋爱结果都如此。校园男女生来往,据我看只是一种互相需要而已,没有了环境,恋爱关系自然就不存在了。
    当晚十点,我们三人顺利地混上火车,因为没钱买票,而且当时已经有学生开乘车不花钱的先例了。第二天下午车过德州时上来一位女学生同我们坐在一起,向她打听了一些北京学生的情况,第一次听到吾尔开希的大名。据说当时吾尔开希已经被下令逮捕。这位女同学姓邹,是北京服装学院的。车到北京,因为害怕查票,决定由我来背行李,跟着邹同学出站,她给了我一张站台票。聂,刘是北京人,混出去。没想到出站竟很顺利,根本没人查票。谢过邹,约定第二天游行时在天安门金水桥下会合。后来我每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很好玩,当时哪来那么大热情?
    晚上住在聂家。晚饭后我们三人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在路上捡了个钱包,里面有一百多块钱。这下我们的底气更足,回去的车费都齐了。那天晚上广场上没什么动静,看不出要出大事的样子。
    5月4日一大早,我和聂骑车直奔北师大,因为听邹同学介绍,吾尔开希是第一号领袖,“北高联”的主席,慕名前往。骑在路上时我们去一家照相器材小店买黑白胶卷。一打听才知道,当时北京的黑白胶卷都脱销了,我心里莫名地涌起一种兴奋。到了北师大门口,看见一大堆大盖帽橄榄绿的警察,有男要女。北师大的大门早已锁上,不让人进。估计进不去,我们决定去学院路,几所著名高校都在那一带。又骑了好一阵子,在xx桥附近看到敲锣打鼓,打着各式各样横幅,旗帜的游行队伍。拿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后,我就加入了游行队伍。在队伍的最前面,有港台电视记者在现场报道。没走多久,队伍来到一个三岔路口,那里聚集着大批警察,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要求学生们退回校园的市政府公告。警察在路上组成人墙,学生队伍要冲过去,结果就地冲突起来。后面的学生大量往前涌,站在队伍前部的我一下子就被挤到警察的面前,前面仅仅隔着一两个学生。。太挤了,一大片人倒在地上。我脚上穿的鞋也被踩掉了,只能光着脚继续走。这一道警察的人墙被冲破了,后面有一个学校的同学骑着辆三轮车,车上架着高音喇叭,还有捡来的一大堆鞋。我也和其他一些挤掉了鞋的同学一样,随便拿了两只穿上,继续游行。后来似乎警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再没有出现刚才那样激烈的场面。北京的马路很宽敞,也很长,走了很久还没到天安门广场。路两边不断有群众给学生队伍送来冷饮,那天我一直没吃饭,吃的全是冷饮。下午二时许,各路人马聚齐在广场上,秩序很乱,好像有人宣读了一份“五四”宣言。没多久,各路学生开始返回。退出广场时我加入了北师大的队伍,因为当时北师大的名声很响。途中曾在新华社大楼前静坐了一阵,北师大的同学拉起手风琴,大家开始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和“打到官倒”等重新填词的歌曲。有人发了一份印有口号的传单给我,我和周围的几个人就轮流开始领喊口号。北师大的一些女生个子都特别小,看着像小学生一样,但她们喊口号的声音都很高,有领导的才能,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5月4日的游行总起来看比较乱,学生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只是走了一天的路,人累得很,很晚才回到聂家。
    第二天我提出去各个学校看看情况,于是我和聂骑车直奔海淀,第一站是人民大学。进去之后打听到人大的学生总部在法律系的宿舍里,于是跑进去。在里面巧遇一位负责同学是江苏泰县人,叫陆明霞,是86届学生。于是拉起江苏老乡的关系,他送给我们很多种油印的宣传品,又给了几张“跪呈”的照片,并且互相留了地址。人大比较平静,于是我们又去北大。北大的三角地有很多人,墙上到处贴的都是大小字报。很多人都在打听北大的学生总部在哪里,结果被问者往往回答说自己也不是北大的。好不容易打听到北大“高自联”有一个接待室,于是跑进去,结果只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在接待,一问三不知。屋里还有些人,都是外地来的,其中还有一位南京来的,一问才知道是南大的。这人叫刘宁生,是专搞摄影的,他自己说已在北京拍了几十个胶卷,今天到北大看看有什么动静。临分手时互相留了地址,我给了他一个假地址,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学生。看接待室问不出什么名堂,我就跑到隔壁房间打听消息,得知王丹等几个北大的学生头头正在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于是跑过去要求见王丹。那时的王丹已经很不好找了,在门口和看门的同学套了半天,他才进去把王丹找出来。王丹一付文弱书生的模样,个子不高,块头也小。简单向他说明是南京来的学生,询问了几个关于成了“全国学联”的问题。我向他提出想合影留念,他说很忙,就走回屋里。我想跟进去,被两个学生拦住,猜想大概就是外界传闻的所谓保镖吧。只简单谈了几句自然不甘心,于是又托在走廊上比较好讲话的同学再找一位北大“高自联”的负责人出来谈谈。恰巧有一位四川来的中年人提出要见封从德,我才得见封从德的风采。封从德是北大遥感所86届研究生,人很年轻,后来被全国通缉。封从德之所以出名,还和他的女友柴玲有关。柴玲是位居王丹,吾尔开希,刘刚之后排在第四位的被通缉学生。他们两人在“六四”之后经过将近十个月的逃亡,顺利地逃出中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而在当时,知道封从德的人恐怕并不多,而柴玲更是无人知晓。
    我向封从德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开始向他提问。封很有口才,操着四川腔的普通话,就当时情况下的一些热点问题一一做了阐述。现在我只记得他说应该多在国外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让世人多了解中国学生的想法。对于“54”游行之后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已经无事可做,准备复课的问题,封说他反对复课,因为目的并没有达到,并且表示北大的学生正在准备下一步的行动。果然,在这次谈话后一周,由北大学生牵头开始了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最光辉的行动:绝食。因为封从德的见解比较深刻,所以和他开始谈话没多久,我就打开了随身携带的采访用的小录音机,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录了下来。当时旁听这次谈话的还有北京某大报的一位男记者和香港一家杂志社的女记者。因为有三台录音机同时对着封,所以他的谈兴很浓,滔滔不绝,与刚才王丹的冷淡反差很大。这次谈话大约持续半个小时,可惜的是,我录的这盘磁带后来毁掉了。
    从北大出来,我们又去了清华大学。清华校内似乎不及北大热闹,所以我们只在学校内拍了几张大小字报的照片,并没去找清华的学生组织。在清华拍的一张大字报的照片冲洗出来后很清楚,我把内容全部抄了下来,后来贴在了我们学校的墙上。这件事很轰动,因为文章的矛头直指邓小平,我为此在清查时被盘问多次。
    出清华园,我和聂买了两片西瓜吃,因为口干舌燥。五月里的西瓜价钱贵得惊人。可是有一百多块钱垫底,中气很足,也就奢侈了一回。
    随后又赶往北师大,一路上骑得累死了。到北师大直接找吾尔开希的宿舍,据说那儿就是北师大的总部。可惜的是吾尔开希并不在,他的同学也说不清他去哪里了,而且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学生有些冷淡。后来找到一位像是知道点事的人,他只说现在北京的学生内部很乱,各校为了争夺领导地位闹了很多矛盾,吾尔开希等人准备退出“北高联”。目前主持“北高联”工作的是一位社科院的研究生,很有水平云云。后来知道他说的那个研究生叫王超华,也是被通缉名单中的一位,并且是岁数最大的一位,是除柴玲之外唯一的女生。没见到吾尔开希觉得很遗憾,于是拿了一些复印的海外报刊和学生自己油印的宣传品,离开了吾尔开希的宿舍。北师大的学生广播站似乎很活跃,播了很多鼓劲的文章,并且报出参加昨天“54”游行的各地上百所高校的名单。他们的广播质量很好,我们听了一阵子才离开。
    细想一下,这天的收获不小,光是收集来的各类宣传品就装满了我的背兜。北京渐趋平静了,我估计近期不会出什么大事,于是决定第二天返宁。
    回南京我们只买了站台票上车,当时北京站查票很严。剩下的钱买了很多吃食,饮料,一路上很潇洒。巧得是上车之后我们三人都找到了座位,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38军回家探亲的安徽兵,向他打听了一些38军进京的情况。38军常驻保定,号称御林军。4.27大游行之后被部分调往北京,驻扎在郊外。由于北京大学的学生曾在38军军训,所以38军进京的消息传开后就有北大的学生去向部队宣传。调38军时据说是宣布到北京救灾,经学生们的说明之后,士兵们基本上了解了北京的情况,部队的战斗力很快衰退下来。“54”之后,学生的动静小了,部队也就清闲一些,所以这个士兵可以请假探家。据我后来的了解,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和城市兵对于学生的行动多数是支持的,所以一旦让他们了解事实的真相,想调动他们打学生是比较困难的。
    车到南京,付班长耿已经跑到站台里来接我们了。这是我们事先的安排,怕出不了站,就拍电报让耿买好三张站台票进站接应,结果很顺利地出站,来回都没买车票。在回校的路上,我很兴奋地向耿讲述北京的见闻,结果耿逢人就说我疯了,直到毕业分手时他还对我说,那天你像疯子一样。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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