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4南京高自联纪实系列之

《原来这里有个门》五/齐治平

 五

     谁料风云突变。5月12日晚,由北京大学的学生带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静坐,开始了本世纪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前所未有。据后来披露的材料,王丹和吾尔开希都是这次绝食活动的发起者,但绝食行动的直接指挥者是后来被学生们称为“柴总指挥”的柴玲。当时,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访华,学生们选择这个时机进行绝食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做过许多令世人吃惊不已的事情,虽说在他手里中苏关系得到恢复,但中共并不喜欢这个苏联领袖,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然而中国学生很喜欢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们希望中共也能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 (博讯 boxun.com)

    应该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欢迎仪式由于广场被绝食学生占领,只好改在人民大会堂内进行,这深深激怒了政治老人们,认为这是无法容忍的。据说戈尔巴乔夫是从边门而不是从正门离开人民大会堂的,这对于当权者来说又是一桩奇耻大辱,此恨不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学生们的行动抱理解的态度,认为学生们的行动虽有点过激,但还是出于爱国目的。于是他指示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可以多报道一些学生的消息,认为不会有什么风险。于是北京的各大新闻机构大量报道了在广场上绝食静坐的学生的情况,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通过自己国家的新闻媒体了解到正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的。随着绝食活动的持续,国内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政府满足学生的对话要求,其中不乏知名人士,甚至包括几个民主党派的领袖。民主党派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是尴尬的,一方面,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多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拥有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良知,对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并不那么心悦诚服。再加上民主党派人士大多数都在建国后的“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受到过迫害和冲击,他们对于独裁政治的危害比一般百姓的体会要深得多。所以只要中国社会出现较大的政治不稳定,往往各民主党派就会表现出与共产党的不一致,借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的观点。在八九学潮期间,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表现出对学生的同情,有些甚至给予学生们物质帮助。当然,最主要的作用是以他们特有的政治身份和地位向共产党施加压力。
    广场上的绝食还在继续,举国上下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共派出几个低级别的官员搞了几次与学生的对话,但对学生的来源做了较严格的控制。这样的应付显然是无法令国人满意的。对此反应更为激烈的是学生自治组织,他们认为参与对话的学生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学生。在一次由电视向全国直播的对话会上,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警告学生不要上“长胡子”的人的当,口气全没把年轻学生平等对待,所以他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很糟糕,都说这个白头发的老家伙很阴险,有杀气。
    密切关注北京动态的我坐不住了,决定再次去北京。有一天下午,南京各高校的学生在鼓楼广场静坐演讲,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活动。其间有南京大学的学生宣布要派出声援团赴北京,当天晚上动身。我想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去。于是我找到带头的两人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他们并不热情,只说随便。其中一人自称是南京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我原以为他们就是南大的学生头头,没想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当天晚上有两个同学送我去西站上车,不料车站里的警察把我揪了出来,因为我没车票,又是典型的学生模样。当时铁路部门已经接到命令,严禁外地学生去北京。南京去北京的特快列车从南京西站始发,第一站停在南京站,其间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差。我一看从西站上不了车,就赶紧坐中巴车赶往南京站,准备从那里上车。这次我吸取了教训,买了一张站台票进站。南京站没有西站控制得那么严,我很顺利地就上了车。一上车就赶快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我和几个出差的人混坐一处,打算蒙混过关,因为车开动没多久,乘警开始查票。这趟车上大约有二十多个南京学生,都没票,一开始查票,车厢里到处都是逃票的学生。我一直跑到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没想到竟遇上了故人,他也正在逃票。王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来往,不想竟在这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始巧遇。我们躲在列车的厕所里巧妙地躲过了检查。列车隆隆向前,为安全起见,我过一阵子就换一个座位。先是碰到一个南大学俄语的女生,闲聊起来,她说她是去北京看热闹的,并不想参加学生的行动,并且说顺路要先到泰山玩。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高校学生都像这个女生一样,跑出来全国各地玩一圈,顺便看看北京的形势。后来又和两个南大的女生坐在一块,这两位是真正去北京声援的。两人都是广西籍,体形显出南方人特有的矮,但她们很勇敢,咬破的手指上缠着纱布。据她们自己说是写血书留下的伤口,并且说自己是南大最早写血书的学生,言谈之间显出自豪与悲壮的神情。据这两位介绍,南大的声援团就由我前述的那位学生会副主席领头,随团携带了一面由南大师生签名的横幅,这在八九年是一件很时髦的举动。在横幅上签名的有南大知名的学者陈白尘教授,程千帆教授,但最著名的一位却是一个普通学生,就是前文曾经提及的陈学东。据熟悉陈学东的人介绍,他在此前默默无闻,之所以出名,就在于他是在横幅上签名的第一人,立刻声名鹊起。陈学东后来成为南京唯一为外界所知的学生领袖,因为他被抓的消息《中国青年报》和《半月谈》杂志都曾报道过,他被逮捕的情景也曾出现在南京本地的电视新闻中。
    我随南大的同学们一起出了北京站,但此时同来的人只剩下七八个,其余的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车站到天安门广场没多远,我主张打着横幅走到广场上去,这样可以显示南京学生的风采,而且当时签满名字的横幅大约在北京也是头一次见到。那天恰逢北京市的各企事业单位上街大游行,通往天安门的路上随处可见游行的人群。我的意见没被那位副主席采纳,为此闹得很不愉快,我从此就有些看不起这个学生干部,很怀疑他的能力。随游行的队伍快要走入广场了,这时我们这七八个人又走丢了几个,一同进入广场的大约只有四五个人。为了增加胆气,我们打着横幅跟在一群幼儿园小朋友后面进入广场。广场上有广播随时报告进入广场的是哪里来的队伍,我记得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高音喇叭里有很激动的声音报告是南京来的学生,于是场内一片欢呼,人们纷纷鼓掌欢迎。有很多人拍照,我们为了展现南京学生的形象,故意抬起头,挺起胸,很庄严地迈步前进。也许是那面签满了人名的横幅在当时还很少见,所以有很多人跑过来给我们拍照片。如果哪位读者朋友恰巧拍了我们的照片,或许还可以看到我当时的那个模样。我们进入广场的时间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当天的大游行已近尾声,所以没多久,广场上的人就渐渐散了。那面签满人名的横幅据说送给了“绝食团”,一同来的那位副主席分别给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处送了南京学生的请愿信,基本上完成了他率队来北京的任务。有两件事很感人,我至今不能忘记。在天色快要暗下来的时候,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北京人端了一锅排骨汤送给我们,说南京的学生这么远赶过来不容易,一定要我们把排骨吃掉。我们自然推让,那人干脆把锅留下,自己走掉了。我想,这个普通的北京人对于我们的态度,就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于当年参加游行绝食的学生们的态度。不知道这个普通的北京人还能记得这样一件小事否。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相见,但我永远忘不了这件小事和这个我永不知其名的北京人。
    同来的南京学生都走散了,所以我和另外两三个人扶着一面南京大学的旗帜坐在广场上,等待零散的同来者集合。过了一会儿,一对年轻男女走近我,典型的读书人的样子。男人与我攀谈,告诉我他是南大xx级xx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在北京工作,和女友一同来看母校的同学,心里很激动。临走时硬要捐三十块钱,说是一个校友的心意。我不记得他的模样,我想他也记不住我的模样,但这样一件事情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永恒的美好记忆。人是多么善良啊。我想,当我把那三十块钱放进募捐箱的时候,那位朋友是不会知道我并非他的校友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给他心中留下一个永久的美丽,误会一次也是美丽的。
    白天参加静坐的北京学生大多晚上回学校睡觉,绝食的学生则带了大衣、棉被等御寒的装备,而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学生没什么准备,一到夜里就冻得吃不消了。北京的温差很大,白天气温和南京差不多,晚上却要冷得多,身上只穿着薄薄的单衣,实在受不了。那天晚上的兴致很高,一直到午夜都没睡觉,并且突破层层防线跑到纪念碑上面要求参加绝食。那时的纪念碑是“绝食团”的指挥中心,每上一级台阶都有学生纠察队盘查,并且每小时变更由“北高联”负责人签发的通行路条,据说是防止政府方面派人来搞破坏。其实学生们的这种做法很幼稚,若是真想派人冒充学生,怕是那些简单的防范措施根本不起作用。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做气氛被烘托出来了,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来北京看看情况的外地学生。神秘增加了吸引力。北大分校的一位同学对于我们的绝食要求简单地做出答复,不反对外地学生参加绝食,但说绝食活动已陷入相当的混乱中,所以希望外地学生能走上街头进行宣传,那样效果会更好。当时的绝食活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在那天,有几位中央美院的学生在广场上绝食绝水,真正的滴水不进,一下子把绝食推向了欲罢不能的境地。广场上的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进进出出,紧张地把因绝食而虚脱的学生抬上担架。有一幕情景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一个长发女生被用担架抬走,她闭着眼,似乎已经断气,长发散乱在担架的一头,几近地面。像这样被抬出去的绝食学生很多,据说其中不少在得到简单的救护之后又重新进入绝食的行列,相当感人。
    当天晚上因为情绪格外激动,只在露天的广场上简单睡了几个钟头。第二天北京各界进行大游行,这一天的游行变化了方式,改以往的徒步游行为坐车游行,大约是怕参加游行的人受累。我依旧和南京来的那帮人混在一处,只是那位副主席的能力愈发让人怀疑了,还是我截下一辆工具车,把南大的这些人装进了车。司机还以为我是这帮人的头,凡事都与我交道,我也就当仁不让了。从长安街一路开出去,兜了两个圈子,司机把我们放在离广场的不远处,并且捐给我们几十块钱。这让我们很过意不去,怎么都不肯收,而那两位司机却很平静地说,你们南京的学生不容易,一定要我们收下。这辆工具车是什么单位的我无从知晓,但我却从这两个普通的北京人身上看到了人心向背。
    第二天下起了雨,北京市政府开来许多公共汽车供绝食学生避雨,都是那种两节车厢的通道车。我目睹了绝食团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转移到公交车上的全过程。当时只有一种感觉:悲壮。看着上千名戴着眼镜,身穿军大衣,举着各自学校大旗的学生排着队,有秩序地走下纪念碑,我的眼泪莫名地流了下来。我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平生最不能见的就是好人受委屈。直到今日,我依旧对那段时间里自己的泪腺何以那样发达感到不解。
    当天晚上,因为冷,一同来的南京学生都挤进了历史博物馆门前卖票的小屋子,地方不大,但能避风挡雨。可是脚臭味立刻充满了这间小屋子,让人无法入睡。也许是太累了,枕着臭不可闻的气味,还是很快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还没亮,原来是冻醒的。睡着了闻不到臭味,可一醒鼻子又开始工作,实在忍受不了,只好出去转转。这时大约清晨五点钟,天还下着雨,广场上的人不多。广场被各种各样的灯光照着,还能看得出轮廓。小屋子虽臭,但却不冷,而外面却是招架不住的寒冷,两害相较取其轻,没多久,我又回到那小屋中。这使我错过了一次重大事件。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被收音机的声音吵醒。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我们身处天安门广场,但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不能尽知,有些事还必须听广播才知道。这时候大约是六点多钟,广播里正在播赵紫阳去广场看望学生的新闻。这还了得!这样的大事我岂能错过?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准备跑出去看。可惜再听下去,才知道赵紫阳等人已经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出去在绝食学生避雨的公交车周围转了一阵,试图体会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气氛。
    赵紫阳、李鹏等是在凌晨四点多钟到广场上看绝食学生的,这件事后来被作为赵紫阳自绝于党的证据反复提及,也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时赵紫阳是在温家宝的陪同下上了北师大数学系八五级学生坐的一辆车,而李鹏则上了另一辆车。这里有必要说说温家宝这个人。我很佩服温家宝其人当官的能力,在清查赵紫阳时他居然没受什么影响。而我记得赵紫阳在台上时,温家宝是不离其左右的,起码从电视上看是如此。温家宝没像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一样丢官,不但保住了官位,后来还得到提升,其中奥妙恐怕是普通老百姓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的。赵紫阳在那辆车上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以至于在“六四”之后常常被人引用,成了朋友间打趣的常用语。赵紫阳说:同学们,我们来晚了,应该早点来看你们。又说:事情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看问题。又说:青春年华是人最可宝贵的财富,应当珍惜,应当冷静。赵紫阳接着说出那几句最著名的话:同学们,我们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还很年轻啊。这几句话后来在批赵时曾被作为赵要分裂共产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都是原话大意,并非一字不差。
    在赵紫阳的这番讲话播出后,北京的政治空气有了大的变化。“还我紫阳”等保赵口号就是在那天的游行中喊出来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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