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4南京高自联纪实系列之
聂家住在一个部队院子里，由于当时的紧张气氛，进出他们那个院子要登记。我在说明是聂的同学之后才由聂的父亲领进去。晚饭时聂的父亲并不评价时事，只说你们有些事不知道，劝我还是赶快回南京。这是一顿沉默的晚餐，饭后我直奔火车站。往日北京开南京的特快下午四点就发车了，但那天因为误点，我八点多进站还没开车。我问车站工作人员有没有开南京的车，她让我赶快进去，说就要开车了，根本不问我要票。开南京的车在最里面的六站台，而开上海的直达特快在前面的站台，也是马上就要发车，我决定上这趟车，因为直达特快要比特快车快，只要在南京下车就行了。我很顺利地登上这趟列车。车上有不少在北京读书的上海学生准备回上海去。我和一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混在一起，一开始挤在过道里，后来干脆跑进餐车，又宽敞又有椅子坐，环境又好，就差让列车员招待我们一顿饭了。来餐车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些拥挤，列车长决定把一节空车厢打开，让这帮学生都去那节车厢。我很机敏地跟在列车长后面，穿过一节节车厢，在新打开的那节车厢里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这节车厢里大多是学生，大家交流着各自的见闻，气氛很热烈。因为上海籍的学生居多，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好像上海学生比较热衷的是趁此机会到各地玩玩，投身运动的热情并不高。这趟车在第二天上午居然赶上了前一天发往南京的65次列车，那趟车因为受到拦阻已经晚点八个多小时了。我庆幸坐对了车。可后来的麻烦却是我不曾料到的。这趟直达特快只在济南和徐州加些水，一路上不停靠其他站，所以车到南京时我没机会下车，只好跟着去上海。车到上海之后很顺利地出了站。上海的情况比北京好得多，秩序基本正常。我有一个高三时同班并且同座位的同学在中国纺织大学读书，我想只好去他那里借宿一晚。一路打听着找去纺大的路，因为我从未去过纺大。在路上和一位四十左右的女工攀谈些上海的情况，这位女工的家恰巧就在纺大附近。问起上海的情况，女工告诉我：朱鎔基好，江泽民不好。这两句话很有意思。上海在八九年的运动中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撤了总编钦本立的职。“世经导报”是由一些老资格的报人创办的，因文章常常涉及较为敏感的经济及政治内容而较受知识分子的喜爱，谓之“敢说”。胡耀邦逝世后，“世经导报”曾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一起搞了一次座谈会，对当时的事态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因而被共产党视为眼中钉。在“六四”之后的清查中，“世经导报”有多人被逮捕。总编辑钦本立因被撤职而在全国声名鹊起，北京大街上的游行队伍中就有人打出“还我钦本立”的横幅。还有件趣事值得一说。学潮期间代表政府发言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袁木和学生对话时，有一位北京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叫袁立本的也参加其中。因为钦本立和袁立本的名字正好是颠倒的，于是有学生开玩笑说本立是好人，立本是坏人。充当政府喉舌的袁木因为常常公然说谎而脸不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形象很糟。原以为“六四”之后他能高升，没想到当权者并没有重用他，可能考虑到他名声太坏。结果是这位袁木尽管有颠倒黑白的本领，却不得不过早地退出热闹的政治舞台，当了替罪羊。
江泽民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鎔基是上海市长。江泽民因为在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不受老百姓欢迎，而朱鎔基则因组织工人纠察队，发动上海工人保证市民的日常水电气供应而受到欢迎。八九年，上海和天津的官员在处理问题时的手法明显要比北京的官员高明，这也许就是“六四”之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上海的江泽民、天津的李瑞环得以晋升政治局常委而京官李锡铭、陈希同却原地踏步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强硬立场使他们的名声很臭。自古就有京官难当的说法，在共产党治下，这一说法再次得到印证。(博讯 boxun.com)
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昔日同桌的李。在他们学校洗了澡，晚饭后李陪我去看纺大学生组织的活动。记得地点是在一个学生食堂，里面围了不少该校的学生，吵吵嚷嚷的，大约是在讨论怎么游行的问题。看了一阵，觉得上海的学生活动较之北京显得混乱，缺乏组织，本想在会场上介绍些北京情况的兴致也就没有了。第二天一早李要去实习，不能陪我去上海的高校转，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人跑到外滩转了转。外滩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但那天在外滩附近游行的学生很少，只有上海海运学院的一小队人马，据说是去人民广场参加全市学生的统一行动。看外滩上一队上海学生游行，联想起北京波澜壮阔的大场面，很不理解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怎么与北京的状况有天壤之别。我分析这里面有个民风问题。举一件小事为例，我从外滩坐公交车去上海火车站，上车之后没买车票，售票员也不过问，我还以为和北京一样学生坐车不要钱呢。昏昏沉沉睡着了，待车停时已经到了终点站。正要下车，售票员说要查票。我向他说明是从北京来的学生，他说不管，没票要罚款。我只好如数交了罚款，但对上海却有了一层抹不去的坏印象。那时的上海站秩序很好，旅客凭票进站。上海新客站里面的候车室很大，我在等车时真担心会被查出无票而进不了站，因为公交车上的经验已使我丧失对上海人的信心。但身上的钱已不多了，只能硬闯，并做好准备，把学生证拿在手里，预备被拦下时说明身份。这小小的学生证当时在北京是很受欢迎的，有了学生证可以到处走而不被阻拦，包括学生设的一些检查线。也许是奖励我暗下的一番苦心吧，进站时居然很顺利，无人阻拦。进得站后，准备开往南京的是“紫金号”列车，这趟车是优质服务列车，在站台上检票的是南京的乘务员，南京口音让我感到很亲切，于是径直奔向一节车厢。检票的女乘务员问我要票，我没说话，只把学生证在她眼前晃了一下就往车上跑，她居然没做任何阻拦，这又出乎我的意料。上车之后我找到了空座位，火车一路西行，很顺利地到达南京。出南京站，到处能听到人们在议论学生的游行。坐13路车去大姐家，不想司机说学生游行原路不通，把车停在离站点很远的地方，下车后只好步行。此时的我很疲倦，但精神很好,背一只旅行袋，披一件橡皮雨衣，这是北京市民的捐赠物。
当晚回校。消息一传开，就不断有同学来看望，许多以往对政治并不热心的同学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这又是我不曾料到的，其中一位就是姚。综合诸人的介绍，我得到如下印象：自我第二次赴京后，学校里的学生开始活跃起来。因我曾在第一次北京之行后贴出本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的告示，所以活跃起来的各班学生多次来我所在班级的寝室，表达希望有人能领头的愿望。由于同班同学中缺少对政治敏感且具领导才能的人物，渐渐地，学生组织的大权旁落到其他班级的几个人手中，其中带头的是一位化名林新的学生，另外还有戴和高。林新以几篇措词激烈的小字报在校内闻名，是个善于投机、喜欢出风头的人，这在以后我与他的接触中都一一领教过。前一次与我同去北京的刘和聂被尊为元老，但聂并未参与其中，他对我说，那几个人没有才能。刘是负责人之一，分管一部分工作。同班的同学对我抱有期望，想让我把权夺回来，他们觉得自己的班级才是领头羊。在这种怂恿之下，我在返校后的第三天中午召集了一个全校各班级代表会议，都是露些头角的冒尖人物，林新、戴、高均出席。会议刚刚开始，戴莫名其妙对我发难，指责我没有召集会议的权利，这让我很吃惊。我向与会者解释，并非我想召集大家开会，而是我应大家的要求，召集大家聚议，商量一下今后的工作。经我一番解释，多数慕我名而来的代表对戴的无理取闹表示不满，戴随即退出会场。这件小事于我来说有点突然，但在当时全国各高校的学生组织中几乎都有类似的现象，争权夺利，惟我独尊，大有没我的参与，革命就不能成功的气概。这是我看到的学生身上的第一种毛病，以后的文中还会继续探讨学生运动身上的其他缺点。那次会议的结果是由众人提名产生了一个常委会，由六人组成，我们班级有我、姚、刘入选，另外三位是林新、高和一位中专部学生王。这里需要交待一下，我们这个学校是个老中专校，在八十年代初办学热中升格为专科学校，但仍保留中专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小中专，就是初中毕业后读四年。中专生虽为学生总数中的少数，但还是一支人马强壮的队伍，他们更有热情与冲动。
由于林新很揽权，我在这个常委会中并未负责什么工作，只是出任来往于“南高联”的代表。那时南京的高校中有两个总部，一个在南京大学，另一个在河海大学。由于在去年底抗议黑人的行动中，河海大学的学生有上佳表现，所以该校在南京市二三十所高校中有一定影响力。我们学校离河海大学很近。原先就负责对外联络的姚向我介绍了上述情况后问我与哪个总部联系，我认为南大的号召力要强一些，决定与南大的总部联系，姚在这之前也是和南大联系的。当时的南大总部实行各校联席会议制度，即每晚召开由各校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协调下一步行动方案。出任各校代表的学生中，有像我和姚这样的在本校兼任一定工作的常委，也有些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并不能代表学校的组织发言，充其量只是通信员的角色。联络代表的差事我干了几天，和我一起的是姚和另外一位同班同学蒋。蒋曾在学校组织的募捐活动中担任财务工作，大约有些小小的贪污行为，在同学中的反映不太好，所以他坚决要求和我一起去南大跑联络。那几天里，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南高联”布置的两次行动，一次是各高校分批在鼓楼广场静坐的活动，另一次是所谓的“5.28世界华人大游行”。我们学校分批静坐的那次活动组织得很不成功，原先准备带头的人临阵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当时很气愤，对组织者发了脾气，自己带着只有三十几人的队伍前往鼓楼。好在这三十几个男女学生都是铁杆的活跃分子，人虽少，但沿路边走边喊口号的效果居然很好。从我们学校出发，沿大路走要经过江苏省委和省政府的大院，我在这两个院子门前就带领队伍停下来，大喊一阵从北京新学来的口号，居然引得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在这次静坐活动之后，我对林新等人把持的校内组织的工作产生了更多的不满，终于在“5.28”大游行之后由争吵而爆发了最后的决裂。5月28日上午，我在南大参加了向外张贴宣传品的活动，我和蒋一同跑到鼓楼附近的曙光电影院附近张贴，居然引得许多行人向我们索要这些传单，当时的感觉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学生上街撒传单的场面，觉得很受用。因为来不及回校，我让人转告在学校里组织队伍准备参加游行的林新，说明我不回校和队伍一起出发了，直接在鼓楼附近加入游行队伍。那天的大游行几乎所有的在宁高校都参加了，但在从鼓楼沿中山路走到新街口之后，各支队伍就按各校的方向各走各的了，显得有些乱。那天游行中，引人注目的是南大的队伍，最前面有一面大鼓，边走边敲，很惹人眼。后来我和王银智聊天时听他说，那天敲鼓的人就是他。另一个吸引人注意的是“南高联”的纠察队长，是个女生。她是南京铁道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也姓柴，在当时的南京学生中号称“柴司令”，这恰与北京的柴玲“柴总指挥”相呼应，也算桩趣闻。“柴司令”是天津人，嗓门大，有男子气概，所以她领导下的“南高联”纠察队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据她自己说有三百多人。“柴司令”后来的遭遇很惨，被以成绩不佳为由勒令退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主要是因为她在“动乱”期间的表现。据说“柴司令”离开南京时在火车站大哭一场。由于当时我们这些人的处境都不好，抓的抓，审查的审查，只有少数几个人去车站送“柴司令”。不知道现在的“柴司令”过得可好。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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